一 構陷“孫黃宋”袁實為主使（第2/3頁）

第四，宋教仁被刺後，國民黨本部於3月30日在湖廣會館舉行追悼大會，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代表趙秉鈞出席，其演說詞有雲：“自宋被刺後，上海拿獲兇犯為應夔丞，應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又有密切關系，不僅外間報紙嘖嘖，即總統亦不免疑趙，而趙則以洪述祖時往總統府，又不免疑總統授意。”[8]這就說明，洪述祖雖然只是個小小的內務部秘書，但由於與袁世凱關系密切，可以“時往總統府”，根本無須趙秉鈞帶領謁見。而新聞報道亦有“洪述祖在京出入總統之門，聲勢炫耀，各部司員同為側目”之說。[9]

因此，趙秉鈞所謂各部員司面見總統的程序，只是通常情況，對洪述祖而言並不適用。戴季陶對趙秉鈞所言有一段極有力的反駁，他說：

以號簿無洪之名、總理未帶領謁見為狡辯詞，適足以證明洪犯與袁異常密切，自由出入總統府，不由帶領，不用門簿登記，且更足證明洪犯非以公事原因、秘書長資格見總統，實私人間之陰謀關系見袁犯世凱也。欲辯愈明，欲蓋彌張，鐵證如山，烏能抹殺。[10]

當然，還有更為重要的證據，即應、洪二人提出構陷“孫黃宋”計劃，目的是要乘機向中央“索一數目”，[11]倘若真如趙秉鈞所說不曾接到過“冬電”，也不曾有洪述祖謁見袁世凱面呈“冬電”之事，則洪、應二人騙錢計劃已經流產，後續也就不會再有相關動作。可事實卻是，洪述祖繼2月4日函後，又於2月5日、8日、11日、22日及3月6日接連五次致函應夔丞，催促其盡快提供“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等印件，以便索款。[12]因此，袁世凱看到了“冬電”，確定無疑。另外，洪述祖2月22日致應夔丞函中有“來函已面陳總理、總統閱過”一項內容，[13]雖未寫應夔丞來函內容為何，但當時應夔丞正與洪述祖謀劃解散歡迎國會團及構陷“孫黃宋”，其來函內容極有可能就是有關這方面的事情。洪述祖“面陳總理、總統閱過”，也證明袁、趙的確知道構陷陰謀。構陷“孫黃宋”的計劃雖然由洪、應提出，但袁世凱若不同意，則計劃將無由實施。而袁不但見獵心喜，而且指示二人行動，則袁為構陷陰謀主使，亦確定無疑。

順帶提及，廖大偉曾以趙秉鈞的解釋為據，認為洪述祖2月4日函中所雲“‘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屬虛構，純粹假言”。又認為，“‘冬電’致總理，可直接呈交總統，何必轉手小小內務部秘書面呈，‘即交兄手，面呈總統’，明顯大言”。[14]顯然，廖大偉輕信了趙秉鈞所言，沒有注意到趙秉鈞實際上言不由衷，也沒有注意到趙秉鈞對構陷“孫黃宋”態度並不積極（關於此點將在下文詳述），更沒有注意到洪述祖不但是構陷陰謀的主要策劃者，而且其人與袁世凱有特殊關系，因此他難以理解趙秉鈞收到“冬電”後，何以不直接交給總統，而是經由洪述祖面呈。

至於袁世凱同意並催促洪、應實施構陷“孫黃宋”計劃的原因，除了第三章已經述及的宋教仁、黃興在1913年1月間運動黎元洪出任總統，招致袁世凱不滿外，應當還因為宋教仁恰在此時擡高了批評政府的調門。參議院議長吳景濂曾有如下一段回憶，他說：

趙智庵一日來訪，談及宋遯初被害事。智庵說：“宋遯初養病農事實驗場，我屢去慰問，並代項城致意。遯初表示國民黨及個人願以在野地位幫助項城把國家事辦好。項城聞之很滿意。遯初將南下，項城屬我壯其形色，贈以交通銀行可以隨地支取的若幹萬元存折一扣（詳數余回憶不清），遯初受了，珍重道別。[15]詎到南方，處處演說，號召國民黨必爭政權，並對項城種種詆毀。其尾隨諜者悉錄以報項城。項城屢詰問：‘你說宋教仁擁護中央，何反復乃爾？’我窘極，無以對。老弟（指吳景濂——引者），你說叫我怎麽辦，怎麽交待項城雲雲。”[16]

由此可知，袁世凱對於宋教仁南下後到處演說批評政府是很不滿意的。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以激烈措辭擡高對政府批評調門，始於1月31日在武漢的演說，宋教仁講道：

民國雖然成立，而阻礙我們進步的一切惡勢力還是整個存在……在國會裏，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致力於選舉運動。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注於選舉運動……現在接得各地的報告，我們的選舉運動，是極其順利的。袁世凱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鉤心鬥角，設法來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我們也不必懼怯。他不久的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不遲。[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