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聖裁判機關”宣告文暗藏玄機（第6/17頁）
[44]《應夔丞致趙秉鈞密電》（1913年1月25日），見《宋案證據之披露》，《民立報臨時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2頁。
[45]至公：《刺宋案證據之研究》，《亞細亞日報》1913年4月30日，第1頁。
[46]《歡迎國會團第一次宣言書》，北京市档案館，國民共進會全宗，档號J222-001-00005。
[47]《旅滬團體聯合部致國民共進會函》（1913年1月23日），北京市档案館，國民共進會全宗，档號J222-001-00011。
[48]《第二十一件 應夔丞致朱經田信稿一紙鈔致趙總理信稿一紙》（1913年1月25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18頁。
[49]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第766—767頁。
[50]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62頁。
[51]《黃克強亦避嫌疑》，《新紀元報》1913年2月13日，第2頁。
[52]《孫中山消弭歡迎國會團之用意》，《大公報》1913年2月17日，第4頁。
[53]《北京電報》，《民立報》1913年1月25日，第5頁。
[54]《鐵證·第三十七件應犯寄朱姓信稿一紙並附寄趙犯信稿一紙》（1913年1月25日），《中華民報》1913年4月27日，第12頁。
[55]《北京電報》，《民立報》1913年3月28日，第3頁。
[56]《第二十二件 應夔丞呈制定憲法稿三紙附原稿一紙》（1913年1月30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20頁。
[57]《第二十五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1913年2月1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22頁。
[58]《第二十六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1913年2月2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23頁。按“迳”字未改為“徑”，以維宋案重要證據資料原貌。此類情況下同。
[59]超然百姓姚之鶴：《宋案證據平議》，《大自由報》1913年5月11日，第10頁。
[60]《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記》（續），《國民月刊》第1卷第2號，1913年，第14頁。
[61]《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記》（續），《國民月刊》第1卷第2號，1913年，第14頁。
[62]《第二十七件 應夔丞寄國務院東電稿一紙》（1913年2月1日午刻發四等電），《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23頁。
[63]至公：《刺宋案證據之研究》，《亞細亞日報》1913年4月30日，第1頁。按戴季陶作為《民權報》主筆之一，雖然被一些輿論視為歡迎國會團最初發起人之一（《南方真象記（續）·歡迎國會團之歷史》，《北京時報》1913年3月3日，第2頁），但實際上據吳稚暉講，戴季陶對此事並不很積極。（《吳稚暉與歡迎國會團》，《中國日報》1913年1月28日，第2頁）應夔丞“另籌對待”戴季陶，除了與應對歡迎國會團有關外，可能也與二人因其他事交惡有關，共進會档案中存有一封戴季陶致應夔丞的措辭極為激烈的手簡，可證二人關系非常緊張。該手簡未署時間，但從戴季陶以“仁兄”稱呼應夔丞來看，應寫於宋教仁被刺之前，手簡內容如下：“夔臣仁兄大鑒：前夜約定由兄再致信姚勇忱解釋前此之無理，而迄今並未有信，知真以木雞視我矣。吾輩為人，宜光明磊落，而信義尤為人根本，根本一誤，萬劫莫復。詩賦《相鼠》，‘國重四維’，兄亦事業界之人物，何竟專以此種手段為生活。誤矣！誤矣！天仇年少狂生，不知世間有富貴二字，無論對人對物，必持公平。若徒以無味之手段待天仇，豈非大謬。此次之函，請以天仇對於兄之忠告視之，不然世界有破壞之日，人生有終極之期，一旦‘裁判’（耶蘇教言）之期臨頭，徒增罪惡。痛矣！此候公安。弟戴天仇頓首。”見《戴天仇致應夔臣手簡》，北京市档案館，國民共進會全宗，档號J222-001-00010。
[64]方祖燊：《三湘漁父——宋教仁傳》，第483頁。
[65]《大總統將頒憲法起草之命令》，《大公報》1913年1月12日，第4頁。
[66]《擬設憲法起草委員會》，《大公報》1913年1月21日，第4頁；《大總統對待歡迎國會團之辦法》，《大公報》1913年1月26日，第3頁。
[67]《第二十二件 應夔丞呈制定憲法稿三紙附原稿一紙》（1913年1月30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20頁。
[68]《第二十二件 應夔丞呈制定憲法稿三紙附原稿一紙》（1913年1月30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20頁。
[69]《第三十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1913年2月□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第25頁。按此函信皮有“京洪緘”字樣，並有郵局“二月初四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