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核心證據從未真正受到重視（第2/2頁）

尚須注意的是，《民立報》記者當初對國民“專注意於其狡展之供詞”，而忽視應宅搜獲證據的擔心，竟然在百年之後的一些研究者，特別是業余研究者身上表現了出來。例如，思公、盧笛、金滿樓、張耀傑等，雖然也利用了一些證據，但基本上是證據的羅列和簡單介紹，未能得其真意，而且往往從應夔丞和武士英的口供出發，提出問題，解釋宋案，具有明顯的重口供輕證據的傾向，而不是利用更可靠的證據來判斷口供的真實性。至於前引唐德剛對刺宋案的解釋，則完全是脫離證據的空洞的心理分析，雖然講得天花亂墜，實際上不具有學術意義。

如果說宋案研究長期得不到推進是由於研究者對宋案核心證據缺乏足夠重視的話，那麽重口供而輕證據、重空論而輕實證的一個嚴重後果，便是宋案研究離真相越來越遠，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