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為盛世奠基（上）（第2/3頁）

高力士恍然大悟，隨後便把皇帝的這個指示精神透露給了姚崇。姚崇聞言，所有的憂愁和顧慮一掃而光，從此大膽秉政，“獨當重任”，於大小政務“斷割不滯”。當時的另一個宰相盧懷慎自知才幹不及姚崇，於是“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舊唐書·盧懷慎傳》）

有一次，姚崇家中辦喪事，請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務公文堆積如山，盧懷慎不敢決斷，只好向玄宗請罪，沒想到玄宗卻說：“朕把天下事交給姚崇，卿等坐觀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滿歸來，沒幾天就把積壓的政務全部處理掉了。眾人大為嘆服，姚崇亦頗為自得，忍不住問中書舍人齊澣：“我當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齊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訂之法，隨時變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問：“那麽你對我作何評價？”

齊澣道：“公可謂‘救時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筆一擲，說：“救時宰相，也殊為難得了！”

姚崇理政，善於權變，因事制宜，從不墨守陳規，且辦事雷厲風行，注重實效，所以“救時宰相”之譽，亦可謂恰如其分，實至名歸。姚崇的上述執政風格，在隨後展開的滅蝗鬥爭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開元三四年間，黃河中下遊地區連續爆發了大規模蝗災。蝗蟲過處，千裏赤地，顆粒無收。在古代農業社會，蝗災所造成的損失無疑是各種自然災害中最為嚴重的，如果對治不當，不僅國家的糧食儲備會出現問題，還會造成大量的災民和流民，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動搖統治根基。

所以，如何對付這場前所未有的蝗災，就成了姚崇最後一任宰相生涯中最嚴峻的挑戰。

蝗災始發於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篤信天人感應之說，認為蝗災是一種天譴，人力不可違抗，因而面對鋪天蓋地、漫山遍野的蝗蟲，各地的官員和百姓都不敢捕殺，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災，希望以此感動上蒼，使蝗災自滅。

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人們拜得越虔誠，蝗蟲就繁殖得越厲害，最後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田中的農作物被蝗群吞噬殆盡。對此，各地官員心急如焚，卻又束手無策。

姚崇聞報後，立即上奏玄宗，強烈建議派遣禦史分赴各地，組織當地的官員和百姓捕殺蝗蟲。可朝臣們多以為蝗蟲數量太多，難以除盡，玄宗對此也是滿懷疑慮。

姚崇堅持說：“如今蝗滿山東（崤山以東），且繁殖速度極快，為歷來所罕見。河南、河北百姓，儲糧不多，倘若農田無收，必定流離失所，事關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猶疑拖延。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臣知陛下有好生惡殺之德，故此事無須陛下頒布詔書，只須臣下發牒文，督促各地滅蝗。若仍除之不盡，請陛下將臣的官職爵位全部削除！”

這就叫“有功歸於上，有過歸於己”。

這是一種為官的智慧，也是一種做人的勇氣和擔當。

既然姚崇都把話都說到這份上了，玄宗當然沒有理由再表示反對。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平日裏唯唯諾諾，對姚崇惟命是從的宰相盧懷慎卻站了出來，再次反駁說：“蝗是天災，豈能以人事對治？外間輿論均以為此法不妥，況且殺蟲太多，有傷天地和氣。此事尚可商榷，請公三思。”

姚崇厲聲應道：“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此言一出，盧懷慎啞口無言，滿朝文武也頓時噤聲，於是此議遂定。

隨後，姚崇立即行動起來，一邊發文，一邊派遣禦史分赴各地。他還在牒文中提出了滅蝗的具體辦法：根據蝗蟲夜間趨火的特點，“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yì，掩埋），除之可盡”。（《舊唐書·姚崇傳》）

為了提高百姓滅蝗的積極性，姚崇還采取了特殊的賑災辦法，將賑糧數量與滅蝗數量掛鉤，“采一石者，與一石粟；一鬥，粟亦如之”。（《朝野僉載》）

采取了上述措施後，一度肆虐的蝗災得到了較為有力的控制。“是歲，田收有獲，民不甚饑”。（《舊唐書·玄宗本紀》）

開元四年（公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災再次爆發。姚崇按照去年的經驗，任命一批禦史為“驅蝗使”，分赴各地組織滅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開封市）的禦史卻遭到了當地刺史倪若水的強烈抵制。即便已經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滅蝗事實，可倪若水還是死抱著舊觀念不放，一再聲稱：“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拒不執行朝廷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