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為盛世奠基（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開元盛世”幾乎就是繁榮和富庶的代名詞。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其他朝代暫且不論，僅以唐朝自身來看，開元、天寶時期的繁榮和富庶程度，在本朝三百年歷史上就是屬於空前絕後，登峰造極的。

那麽，是什麽造就了開元、天寶的富庶呢？

答案有二，一是開源，二是節流。換言之，就是勤奮和節儉。

要想致富，舍此別無他途。小到個人，大到國家，莫不如此。也就是說，倘若沒有開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儉，就絕對沒有開元中後期和天寶年間的繁榮富庶。

其實，早在姚崇復相之初所提的“十事”中，“施政以仁義為先”“對百姓除租賦之外不得苛取”“停止建造佛寺道觀”等主張，就都包含了“抑奢求儉”的思想。

開元二年七月，為了改變自中宗以來“風俗奢靡”的社會現狀，玄宗就從自身入手，率先垂範，開始了一場“抑奢求儉”的改革運動。他下詔宣布：“凡是宮中多余的車輛、服飾以及各種金銀珠寶器具，都應交由有關部門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寶璧玉、錦繡綢緞，焚於殿前；後妃以下，一律不準穿戴珠玉錦繡。”

三天後，改革對象指向了文武百官：“朝中百官的衣服上、腰帶上以及飲酒器具、馬勒馬鐙上，三品以上官員可鑲嵌璧玉，四品官員可鑲嵌黃金，五品官員可鑲嵌白銀，余下官員一律禁止；婦人服飾以其夫、其子為準。舊有的錦繡綢緞，全部染為黑色。自今以後，全國範圍內一律不準開采珠玉，紡織錦繡，違者杖打一百，工匠杖打八十。”同日，撤銷了西京和東都的織錦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年中宗李顯喜好享樂，就有了安樂公主價值上億的“百鳥羽毛裙”，並引發了一場捕殺珍稀鳥類的生態災難；如今，玄宗李隆基以身作則，力行節儉，朝野上下當然就不敢奢靡了。

在儉樸持身，清廉為政方面，宰相盧懷慎最為世人稱道，也最堪為百官表率。

史稱其“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開元四年十一月，盧懷慎病逝，家中毫無積蓄，窮得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他家唯一的一個老仆人只好把自己賣掉，用所得的錢替主人辦喪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堂堂帝國宰相竟然困窘若此，委實令人不可思議。

如果史書記載沒有誇大其辭的話，那麽只能有兩種解釋：一、開元初年的官員俸祿菲薄，加之盧懷慎為人又慷慨好施，“所得俸賜，隨散親舊”，所以才會窮到這個地步；二、玄宗為了樹立清廉政風，故意塑造了這麽一個典型，以此作為教育官員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無論我們作何理解，盧懷慎生前的清廉和儉樸都是可以想見的。因為仔細想想，若非他本人確實為官清廉，只要利用手中職權適當搞一點灰色收入，無論他如何樂善好施，總還會留下一點家底，絕不至於買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確實是窮，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無從下手，總不能故意扣盧懷慎的工資吧？

總之，即便我們僅僅把盧懷慎當成一個特例，但是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開元初年的官場風氣和社會風尚，確實要比中宗時代健康和淳樸得多。

除了盧懷慎，作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個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講排場，因陋就簡的。史稱他在擔任中書令期間，在京城竟然連一座宅邸都沒有，只好長期寓居在長安大寧坊的一座寺院中。（《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和盧懷慎窮得買不起棺材一樣，姚崇寓居寺廟之事，同樣也讓人難以理解。難道玄宗真的“節儉”到舍不得賜給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賞賜，難道姚崇自己為官數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幾個兒子在朝為官（並且頗有些灰色收入），這樣還湊不起錢買一座像樣的房子？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稍後我們就將看到，就是因為姚崇那兩個寶貝兒子，還有他的一個心腹下屬貪贓受賄被揭發，姚崇才被迫引咎辭職的。除此之外，據《舊唐書·姚崇傳》記載，姚崇臨終前曾“分其田園，令諸子侄各守其分”，可見姚崇生前並不缺財產，自然也就不可能買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認定是在作秀，是為了配合“抑奢求儉”的改革運動而不得不這麽做的。

說白了，就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這只是玄宗和姚崇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場政治秀，可一個堂堂的宰輔重臣，能夠長期摒棄個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體面於不顧，在三年多的任期內始終住在條件簡陋的寺院裏頭，這樣的表現，不也是難能可貴的嗎？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從側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謹嚴和刻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