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賢臣的典範（上）

宋璟於開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書，次月擢任侍中（時稱黃門監）兼吏部尚書，正式入相；玄宗給他配備的副手是中書侍郎（時稱紫微侍郎）蘇颋。

和姚崇一樣，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節”“當官正色”（《舊唐書·宋璟傳》）著稱，武周時期曾為了彈劾二張而與武皇面折廷爭，以致鐵腕無情的武曌雖“內不容之”，也不免要“憚其公正”。（《大唐新語》卷二）

從宋璟回朝之初發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見出他剛直不阿的性情。

當時，宋璟從廣州回長安，臨近京師時，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楊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與楊思勖攀談半句。楊思勖回宮後悻悻地向玄宗稟報，玄宗聽完，感嘆良久。他知道，宋璟這是在恪守“外臣不與內官交通”的準則，於是內心對他愈發敬重。

作為姚崇的繼任者，宋璟在國家大政方面大致繼承了姚崇的路線方針，基本上可以說是“蕭規曹隨”，但是在具體的執政風格上，他卻與姚崇有著根本的不同。

史稱“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書·姚崇、宋璟傳》）對於姚崇來講，只要大方向是對的，他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他身上頗有些權謀色彩；而對於宋璟來說，只有原則才是最重要的，什麽事情都要講究一個規矩法度，是非曲直，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天子本人，在這一點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實，宋璟與姚崇的不同並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發現姚崇執政過於“權變”，擔心日久生弊，才會起用善於“守正”的宋璟，以此彌補姚崇的缺失，矯正朝廷的風氣。

宋璟拜相後的第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恢復了廢弛已久的“諫官議政制度”。

大唐的諫官議政制度始創於太宗貞觀初年。當時的制度規定，凡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及三品以上官員上朝奏事時，諫官、史官必須隨同宰相們上殿，“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朝廷各部長官在朝會上向皇帝奏事時，禦史有權當面彈劾，並當眾宣讀彈劾奏章。有了這樣的諫議制度，高級官員就無法蒙蔽皇帝，低級官員也不能暗進讒言。所以太宗才能聽到各種不同意見，最後擇善而從，在兼聽博采的基礎上作出正確決策。

這就是貞觀時代進諫成風，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時代，許敬宗、李義府等人恃寵用事，這項制度就逐漸廢弛了。史稱當時“政多私僻”，奏事官員往往等到朝會結束後，才在禦前呈上密奏，諫官、史官皆隨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員到底呈上了什麽奏議，更不可能發表什麽意見。

及至武周時期，女皇武曌以嚴刑峻法控制臣下，於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諫官、禦史們雖然又有了當廷諫議之權，但是往往捏造事實，無中生有，濫用手中職權陷害朝臣，打壓異己。所以上至禦史大夫，下至監察禦史，莫不以相互傾軋為能事。整個帝國政治被搞得烏煙瘴氣，人人自危。

到了開元初年，諫官議政制度已經廢弛了半個世紀之久。“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資治通鑒》卷二一一）。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議下，玄宗終於下詔恢復了諫官議政制度：“自今以後，除非情況特殊或事關機密，否則一切奏事，均應在朝會上公開報告，諫官、史官議政，皆依貞觀故事。”

諫議制度的恢復極大地促進了玄宗朝廷的進諫、納諫之風，為帝國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雖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樣“從諫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虛懷納誨”。於是在開元前期的二十年間，出現了繼貞觀之後諫諍風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隱士和普通百姓，上書直諫者絡繹不絕，公開議論朝政蔚為一時風尚。

當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還要有人去貫徹推行，才有可能形成一種習慣和風氣，否則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淪為擺設。

在堅持原則，犯顏直諫方面，作為百官之首的宋璟，就是頭一個身體力行的。

對於外戚，他敢於不講情面；對於宗室，他敢於秉公辦事；甚至對於玄宗本人，他也敢於“觸逆龍麟”。

這就是一代賢相的傲骨和風範。

如果說，“善應變”的姚崇可以稱為能臣的話，那麽“善守文”的宋璟就堪稱賢臣的典範。下面有幾件事情，足以讓我們領略宋璟的賢相之風。

第一件事發生在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玄宗的嶽父王仁皎去世。王仁皎是王皇後的父親，封祁公，官任開府儀同三司（一級文散官，從一品）。既然是當朝國丈，身份顯赫，爵高位尊，身後事的規格自然是不能低的，尤其是墳墓，更要修得巍峨高大。這不僅是顧及王皇後的面子，更涉及皇家的尊嚴。所以，王仁皎的兒子、駙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比照竇太後之父（李隆基外祖父）的喪葬規格，修築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