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為盛世奠基(上)

在李隆基擺平功臣和宗室的過程中,宰相姚崇一直與他默契配合,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樣作為玄宗昔日的親信,姚崇為何沒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運,反而能得到玄宗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倚重,從而位極人臣,獨攬朝綱呢?

究其原因,應該有以下三點。

首先,姚崇雖然和郭元振、劉幽求等人一樣,都是玄宗政變的支持者,但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因此也就無所謂什麽“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對玄宗的皇權當然也就構不成威脅。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強幹著稱,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這種富有執政經驗的大臣輔佐。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姚崇忠於人主,深明君臣大義。

有一則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這種節操。

那是在神龍政變成功後,女皇武曌被軟禁上陽宮,姚崇作為武曌一手提拔起來的宰相,雖然追隨張柬之等人參與了政變,但得知女皇被軟禁之後,還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傷感的淚水。別人都興高采烈,惟獨他一個人“嗚咽流涕”。張柬之見狀大為不滿,警告他說:“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

姚崇說:“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舊唐書·姚崇傳》)隨後,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貶為亳州刺史。

像這樣一個忠於舊主,性情堅貞,絕不與時俯仰的臣子,有哪一個皇帝不喜歡呢?又有什麽理由讓李隆基不放心呢?

當然沒有。

因此,姚崇必然會成為輔佐玄宗開創盛世的不二人選。

姚崇沒有讓李隆基失望。

據說,姚崇於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詔赴驪山覲見玄宗時,一見面就提出了十個條件,相當於跟皇帝“約法十章”,聲稱若是玄宗不答應,他便拒絕出任宰相之職。(《新唐書·姚崇傳》)

居然會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讓他當宰相,他還和皇帝講條件。

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則他就不是姚崇了。

當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講條件,是基於兩個判斷:一、玄宗為人豁達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銳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雖然他的倨傲態度讓玄宗頗有些詫異,但玄宗還是流露出了濃厚的興趣,表示很想聽聽他所謂的“十事”。

姚崇隨即侃侃而談,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條政治建議:一、施政以仁義為先;二、不謀求對外擴張;三、執法從親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幹預政事;五、對百姓除租賦之外不得苛取;六、皇親國戚不得擔任台省要職;七、對臣下接之以禮;八、鼓勵犯顏直諫;九、停止建造各種佛寺道觀;十、杜絕外戚幹政。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說”。

此“十事”,與其說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條約法,不如說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綱領。當時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為切中時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盤采納。

從玄宗朝廷日後出台的種種政治舉措來看,基本上都是以這十大綱領作為指導思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姚崇所言的“十事”,實際上就是一整套針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治國方略。正是這一套方略的推行實施,玄宗朝廷才會呈現出一派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清正廉潔、抑奢求儉的政治新氣象,從而使得“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舊唐書·玄宗本紀》)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個棟梁之才,只因這些年來政局紊亂,仕途顛沛,所以他一直沒有機會施展才幹,如今所有的障礙既已清除,自然要給他提供一個廣闊的舞台,好讓他放手大幹一場。史稱開元之初,“上初即位(實際應為“初親政”),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資治通鑒》卷二一〇)

然而,玄宗固然敢於“專委”放權,姚崇復相之初還是有些放不開手腳。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級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稟報,不敢自專。有一次,玄宗聽完他的奏報,忽然仰頭望著房梁,一句話也不說。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卻始終沉默。姚崇又驚又疑,不知道自己哪裏做錯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後,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問:“陛下剛開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與不可都當面議,陛下為何一言不發?”

玄宗面露不悅之色,說:“朕把政務交給姚崇,有大事理當奏聞,可像這種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奪,又何必事事來煩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