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事天子”李顯的幸福生活

古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皇權專制的國家，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始終有一個龐大的文官集團在代表皇帝履行統治職能，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一切事務的最高裁定權和最終解釋權，還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換句話說，文官政府充其量就是這個國家的軀幹和四肢，惟獨皇帝才是這個國家的“靈魂”。所以，如果這個靈魂的品格、才智和能力是上乘和優秀的，那麽他所領導的文官政府就較有可能體現出廉潔、高效和睿智的品質；反之，帝國政治就會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腐敗、混亂和黑暗。

用黑格爾的話說，古代中國的這種統治模式是“基於家長政治的原則”，所以“臣民都被看作還處於幼稚的狀態裏”。既然如此，那麽作為“家長”的皇帝當然就“必須擔任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麽，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黑格爾《歷史哲學》）

正是由於這種“家長制”的政治傳統幾千年延續不斷，中國的老百姓才會像嗷嗷待哺的幼兒一樣，把社會的清明和自身的福祉全都寄望於“聖主明君”的降臨。

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寄望通常都會落空。

因為老天爺降下聖明天子的概率通常不會比我們今天中彩票的概率高。像唐太宗李世民這種世所公認的英明帝王，在中國歷史上即便不說獨一無二，至少也是千載難逢。大多數時候，老百姓殷切盼來的天子，在才智和能力方面往往只能歸於平庸一類，其道德品質也不見得比一個普通百姓更加高尚（甚至有可能更加卑下）。因為皇帝的權力歸根結底是不受制約的，所以他的欲望就更有機會膨脹，他的品質也就更有可能敗壞。

比如眼下的大唐皇帝李顯，就絕對不屬於“不斷行動，永遠警醒”“道德的、辛勤的”那一流。他治下的帝國政府雖然還沒有敗壞到“一切廢弛，全部解體”的地步，但也早已是腐敗叢生，一團糜爛了。也許是房陵那十幾年的幽禁生涯讓李顯受夠了苦日子，所以景龍年間的李顯很像是要把失去的享樂拼命撈回來的樣子，幾乎從不把心思放在朝政上，天天都在變著花樣地尋歡作樂。

除了時常召集一幫佞幸之臣嬉戲宴遊之外，李顯還在內宮開辟了一塊“集貿市場”，讓宮女們扮成商家，開設各種店鋪，再讓公卿百官扮成商販，和她們做生意，談買賣，用市井俚語討價還價，甚至用汙言穢語吵架謾罵。而李顯和韋後則在一旁興致勃勃地觀賞這種原生態的“市井生活”，經常被逗得哈哈大笑，樂不可支。

李顯還喜歡體育活動，最熱衷的項目當屬打馬球。在天子的示範效應下，當時朝野上下的馬球運動蔚然成風。安樂公主的前夫武崇訓、長寧公主的駙馬楊慎交等人，包括青少年時代的李隆基，都成了馬球高手。據說有一次吐蕃組團來長安與唐人比賽，武崇訓、楊慎交、李隆基就曾以四人組隊迎戰對方的十人隊，結果還大獲全勝。

李顯本人愛好運動，當然也希望人人跟他一樣，所以經常舉辦群眾性的拔河比賽。一般參加這種比賽的都是年輕活潑的宮女，可這樣的比賽看久了，李顯不免厭煩。於是有一次他突發奇想，就把朝廷三品以上的大員全部召集到了球場上，命他們分組進行拔河。可憐這些當朝大員大多已老態龍鐘，比如宰相韋巨源、唐休璟等人，都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可君命難違，也只好硬著頭皮參賽。結果比賽開始後，繩子剛一拉，韋巨源、唐休璟等人就摔得四仰八叉，一把老骨頭幾乎散架，趴在地上半天起不來。每當這個時候，觀眾席上就會響起天子李顯、皇後韋氏、安樂公主以及一大群嬪妃宮女的笑聲。

她們的笑聲是如此歡快，可在這些老臣聽來卻無比刺耳。

碰上這樣的昏庸天子，這些帝國大佬的權力和富貴固然沒什麽失落的危險，可他們的人格和尊嚴就只能掃地殆盡了。

沒辦法，凡事總有代價。倘若他們希望保住權力和富貴，就只能割舍人格和尊嚴。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魚和熊掌兼得。

所以，別說天子喜歡看他們拔河，就算天子喜歡看他們裸泳，這些老家夥估計也會扒光了衣褲往水裏跳。

在李顯眼中，他統治下的大唐帝國雖然沒什麽驕人的文治武功，但卻足以稱得上是一個人人安居樂業的小康之世。尤其是李重俊政變後的這幾年，他覺得到處是一派歌舞升平，整個世界都洋溢著歡樂祥和的氣氛。在這種時候，他當然會本能地抵拒一切不和諧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