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流血的政變：廢黜中宗

高宗留下的那道遺詔是耐人尋味的。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慣用說辭之外，詔書中最值得人們關注的就是最後一句——“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進止”。嗣皇帝對軍國大事有不能裁決的，應該聽取天後的意見。

這一方面固然是授權，可同時也對武後形成了雙重限制：一，普通的行政權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軍國大事，武後才有發言權；二，只有當李哲碰到難以定奪的軍國大事時，武後才有最終裁決權。

面對這份授權與限制並存的遺詔，武後的心情自然是喜憂參半。

不過，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後打破了這個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駕崩的三天之後，裴炎就奏稱：“由於太子尚未即位，所以沒有資格發布詔敕，若遇緊急情況，應由天後發布政令，交與中書、門下兩省施行。”

武後笑了。

如此一來她就大大突破了遺詔的限制，擁有單獨處理政務的權力。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歲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為唐中宗；同時尊天後為皇太後。李哲雖然在名義上成了皇帝，可仍然處於服喪期間，因此朝政大權自然還是掌握在武後手中。

然而，按照遺詔“以日易月”的規定，民間服喪一月，李哲只須服喪一天，所以，最遲在新年到來之際，武後就必須歸政於皇帝。

除非武後真有“還政於君”的心思，否則她就必須在這短短二十天的時間裏，利用手中短暫的過渡性權力，全面控制局勢，以便在新君李哲脫下喪服之後，仍然能夠把帝國的最高權柄牢牢抓在自己手裏！

時間異常緊迫，可武後還是以一副胸有成竹、舉重若輕的姿態，不慌不忙地出手了。

在短短二十天之間，武後一共完成了四項意義重大的政治舉措：

第一，安撫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後下令，將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親王加封為一品大員：高祖諸子韓王李元嘉為太尉，霍王李元軌為司徒，舒王李元名為司空，滕王李元嬰為開府儀同三司，魯王李靈夔為太子太師；另封太宗諸子越王李貞為太子太傅，紀王李慎為太子太保。此舉有效地安撫並拉攏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員，讓他們成了武後臨朝的利益共享者，從而徹底麻痹了他們的心志，讓他們不但對隨後的廢黜中宗之舉視若無睹，而且對即將降臨他們頭上的滅頂之災也毫無察覺。

第二，調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資深望重的老臣劉仁軌提升為從二品的左仆射，借此籠絡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時，又任命他為西京留守，實際上就是把他閑置在長安，讓他無法插手東都的政務。其次，將不久前提拔上來的幾個新宰相轉正，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改成“同中書門下三品”。最後，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從門下省的侍中調任中書省的中書令，同時對宰相制度進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將政事堂從門下省遷到了中書省。

這項改革看似不經意，實際上卻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眾所周知，從貞觀時代開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實行三省合議制，亦即中書省起草政令、門下省審核駁議、尚書省頒布施行。也就是說，唐朝所實行的是一種集體宰相制。然而就是從這次改革之後，門下省的駁議之權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權的中書省取得了一種獨尊地位，原本屬於“三省宰相聯席會議”的政事堂，逐漸變成了中書令一人獨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唯我獨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會議都由他主持，而且各台省官員要進入政事堂也必須經過他的批準。從此，唐朝三省合議的集體宰相制就名存實亡了。

裴炎通過這次改革獨攬了相權，這無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後打破權力限制的回報。說白了，這就是裴炎和武後之間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這筆政治買賣對武後來說顯然是非常合算的，因為三省合議的宰相制度不僅是對相權的分化和制衡，同時也是對君權的監督和制約，如今武後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門下省的駁議之權，這自然為她日後暢通無阻地行使最高權力打開了方便之門。

第三，控制禁軍。高宗去世前，在武後苦心經營的權力之網中，軍隊一直是一個薄弱環節。武後當然知道，倘若沒有軍隊的擁戴，任何執政者的地位都將是不穩固的。所以這一次，武後特意提拔了兩名將領，讓他們分別掌管左右羽林軍。這兩個人就是程務挺和張虔勖。當初裴炎為了排擠裴行儉，就把平定東突厥的功勞歸給了他們。而這一次，武後又讓他們掌管了禁軍，程、張二將無不對此感恩戴德，從此成為武後的鐵杆擁躉。正所謂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在武後接下來廢黜中宗的行動中，程務挺和張虔勖的禁軍就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