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出生太遲也是一種不幸（第4/6頁）

那些行兇作惡者的子女，他們的父母就是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成長的。如果已是成人，則被告知以此來教育他們的子女。此外，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在一本摘錄了1938年到1945年間的日記的書籍中（1984年於德國出版），我們看到，人們不論其年齡或地位，都將戰爭的結局看作是災難，而不是解放。對德國人來說，不管他們是兒童，是士兵，還是老年人，一個世界已經崩潰了。學校中的新老師，可能接受了新的教學大綱，卻沒有改變他們的忠誠。他們回到自己家中，繼續緬懷納粹時代的理想，或至少是拒絕棄舊圖新或承認錯誤。

總之，那些兇犯及其同路人的後代，不可能對他們的父母得出正確認識，我在德國的許多次討論中，都曾聽到男男女女一再談到他們以父母為楷模的問題。而這樣做的唯一途徑是接受父母的現狀，不去質詢他們或懷疑他們。或者，只能等待時間起作用。許多人表示，父母的死亡使他們最終如釋重負。他們一旦感到不必再去捍衛自己的父母，為他們辯護，便能夠擺脫他們，而無須直接面對他們。疏離和防衛使生活乃至他們與父母的聯系成為可能，伴隨而來的，必然會是否認問題的存在。

一位四十歲的醫生寫信給我說，他一生都在試圖與父母決裂，卻始終不能如願。他年輕時，偶然發現父親曾是黨衛軍軍官，直接參與過納粹的罪行。他嘗試就此詢問父親，父親卻反應激烈，否認了所有罪責，他於是不再堅持。是與父母決裂，還是幹脆不聞不問，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他。他選擇了後者。他在信中告訴我，他根本無法拋棄父母，從此不理他們。兩年前，他的父親死了，現在，他與母親的關系融洽多了，而且更誠實。如今，他們兩人常常談論起父親，母親談起戰爭來，也更加直言不諱。

我收到的其他信件表明，父母的行為對其子女樹立自我價值觀的努力有巨大影響。為建立自尊，這些德國新人必須否定父母，與他們徹底決裂。除此之外，唯一的選擇就是追隨父母的足跡。兩者之中的哪一個決定，都令人疑慮重重。前一個決定似乎不大公正，因為它意味著與父母作對，而後一個決定卻原諒甚至認可了父輩的罪錯。

另一種反應或可說成是“對敵意的失望”。許多人抱怨說，他們希望和解，卻得不到受害者及其後人的尊重和接受。他們說，戰爭結束以來，已經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然而還是不夠。他們還能做些什麽，才能求得最終的和解？甚至那些譴責納粹罪行、對父母態度明朗的人，也辛酸不已，因為他們仍然受到排斥。他們不明白，和解只能是一種請求，受害者有權接受或拒絕。一旦人們沒有感恩戴德地立即握住他們的手，他們就覺得受到了傷害。德國一家報紙的評論上有這樣一段話：“多少年來，我們始終支持以色列，努力做經濟賠償，成千上萬的旅遊者訪問了這個猶太人的國度。但事事似乎都落空了，人們對待我們德國人，就好像什麽也沒有改變。”

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德國人希望贖罪與懺悔有一個結局，渴望“終點時刻”，渴望順順當當地盡釋前嫌，而在這些期待得不到回應時，往往就會憤憤不平。在我們的一次集會上，有位青年人說，她已經厭倦了出門旅行時老聽人問起納粹。她當年還沒降生，而且憎惡納粹的所作所為，但她，一個德國青年，感覺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因為她不時要為德國歷史的那一章而聽人指責。據知，這些討論最後會充斥一種排猶情緒，人們會聽到“猶太人的報復心理”一類話，這類話往往還伴隨著批評今天的以色列，批評它在黎巴嫩的政策，批評猶太人在南非的行為。

人們對今日以色列的猶太人和當年的德國人做出了比較。人們說，我們現在明白了猶太人一樣可能橫行肆虐，做不公正的事情。他們面對受害者，不會永遠心存歉疚，將自己當成惡人。許多德國青年人自認感到沮喪，因為不管做什麽都不夠，都沒有用處。

許多采訪對象都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即我作為一個猶太人，怎麽會想到寫這樣一本書。一些猶太人認為，這個題目還是留待納粹分子的後人來寫為好。而其他人卻相信，只有猶太人才能寫好它，因為采訪對象對別的人肯定會有不同反應。一些人驚奇的是，本書的寫作竟用了這樣長的時間，而且作者還是一個猶太人。在此期間，第三代人幾乎已經成年，戰後出生的一些人甚至成了祖父母。部分由於戰後時期的壓抑氣氛，以至到目前，還沒有人去寫一寫那些兇犯的子女，因此，我以不為舊日罪孽所苦的猶太人之身，探討納粹子女如何自處這一問題，也是事出有因。在一些討論中，人們也曾問起，我是否對我的一些采訪對象過於尖刻，因而妨礙了他們保持客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