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出生太遲也是一種不幸（第3/6頁）

本書出版後不久，我收到了大量措詞幾乎相同的信件。寫信人三言兩語，講述了他們父母的歷史，然後說父親不久前死去，只知道他加入過黨衛軍，從沒有問過他，但他們現在很想知道父親究竟做過什麽，他們希望了解德國是否保存了档案或有一個文獻中心，可供他們查詢父親的更多情況。許多人極為擔心，生怕自己的父親不是他們通常自稱的普通士兵。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因為那個時代的恐怖情景可能與他們的父親有直接聯系而極度焦慮，當然，他們希望得知父親沒有做任何事情，但他們仍然想要知道真相。

當然，也有其他聲音。《明鏡周刊》登載了大罵出版商和我本人的信件。還有意料之中的匿名信以及夜半打來的電話。但反面的回應畢竟不多，幾乎是微乎其微的。批評性評論同樣很少。奧地利薩爾斯堡的一家小型日報否定了本書，理由是它的矛頭指向了在這場集體罪行中沒有責任的無辜青少年。

但無論如何，這並不意味著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普遍反應是絕對積極的。大多數評論家似乎過於多慮或過於謹慎，不想暴露他們的真實情感。也有人沉默不語，這是一種很有趣的反應。雖然奧地利過分積極地參與了黨衛軍指揮的集中營和其他滅絕中心的活動，但在奧地利，對本書的反應可以歸結為兩個字：沉默。盡管本書引起了各地，尤其是歐洲的極大興趣，並被翻譯成幾乎每一種歐洲文字，奧地利的新聞記者卻始終不予理會。除了前面提到的在薩爾斯堡招致的批評，沒有一家報紙、電台或電視台提及本書。壓迫機制至今在奧地利有效運轉。在德國，各種講座和討論會邀請紛至沓來，令我窮於應付；而在奧地利，只安排了兩次這類活動。兩次都在格拉茨，第一次最多只有二十人參加；第二次定於同日下午在一個青年活動中心與學生會面，只見到十來個人。即使是這些人，似乎也是偶然到場。我後來得知，各學校根本不耐煩公告這次活動。

在瓦爾德海姆事件中顯露的心理狀態，此時仍在起作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生活在這個國家，撰寫它的歷史乃至這段歷史對當代問題和“新”奧地利人的影響，卻遭到所有政治派別和團體的抵制，這真使我油然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

德國的反應截然不同。在無數次會議上，我有機會與新老兩代人的代表交談。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有足夠的勇氣，談論他們的父母，談論他們與父母之間的沖突，談論生活在可能身為殺人兇犯子女的恐懼之中意味著什麽。本書的題目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德國的戰後一代，正在試圖解決罪愆與責任問題。幾十年來，他們的父母告訴他們，父母不認為應對所發生的事情負責。但他們，“無辜者”的子女，往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應。《明鏡周刊》刊載了喬爾格·科珀寫來的一封信。他今年十九歲，住在不倫瑞克。他在信中說：“我的祖父母是法西斯分子，我感到愧疚。我愧疚的是，在納粹統治已經結束四十年後的今天，民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仍然如此囂張。”

有人指責我不給德國新一代人以機會，還要他們對其父母的行為負責。我試圖向我的批評者表明，本書的題名不是我的主意，它出於我的采訪對象。不是我要給這一代人強加罪名，是他們自己感到有罪。那些堅稱他們沒有責任的人，其態度之激烈，足以證明罪責問題給他們帶來了何等沉重的負擔。無論他們接受還是抗辯，他們的父母可能卷入納粹罪行的問題，都是戰後一代人尋求新的身份認同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父母一代在納粹時代之前和納粹時代期間所受的教育和他們對權威的順從，有助於解釋他們與戰後一代人之間的巨大區別。為了理解這些四十歲上下的人和他們的子女，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們的父母受到怎樣的教育：

向這一代青年人（希特勒1938年說）講授的一切，只應是如何像德國人一樣思維，像德國人一樣行動。這些十歲的男孩會進入我們的組織，四年後，他們又會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在這裏，他們會經歷四年的錘煉。我們不會把他們交給舊階級和爭權奪利者，而會把他們立即帶入黨內，帶入勞工陣線，帶入沖鋒隊或黨衛軍，進入民族社會主義機動兵團……他們此後一生都不會離開我們。

元首這樣來論述他對德國青年的教育方針：

我的教授法是嚴厲的。必須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長的青年人將令全世界恐懼。我要青年人野蠻、冷酷、崇拜權力、無所畏懼。青年人必須具備所有這些品質。他們必須能夠忍受痛苦，不應有一絲一毫的軟弱和溫情，他們的眼睛裏必須再次射出自由、威嚴的猛獸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強健、英武。……這樣，我將能夠創造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