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出生太遲也是一種不幸（第2/6頁）

你想過沒有，你和你的朋友是否在對別人的輕蔑和怨憤中活得太輕松了一些，而從長遠來看，這些或許還不夠吧？

此致

迪爾克·庫爾

於雷姆沙伊德

我也收到了同樣的一封信，請我轉交給斯特凡妮。

另外，本書出版後不久，在法蘭克福自由派報紙《法蘭克福評論》上，發表了瑞士著名作家阿道夫·穆斯克的一篇文章。文章題為“出生太遲也是一種不幸”，這是針對赫爾穆特·科爾總理訪問以色列時的講話有感而發的。科爾曾講道“出生太遲是一種幸運”，意指因為他的年齡，他沒有卷入納粹的罪行。科爾的說法顯示了德國存在的一種無辜感，各種政治團體和政治學家試圖用它來定義新近出現的德國的自我價值觀。

阿道夫·穆斯克的意圖是檢驗這些德國新人的教育情況。他以對十九歲的斯特凡妮的采訪為起點，尤其注意她對學校中種種事情的敘述，以及她的老師對第三帝國究竟有沒有那麽糟糕一類挑釁性問題的反應。

穆斯克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老師是否利用納粹時代的恐怖，作為威嚇兒童的大棒。戰爭期間或戰後不久出生的老師，成了恐怖的轉述者，在此過程中，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否定了自己也負有責任。他們據稱都是好人，是正派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將自己置身於納粹時代受迫害者的行列，只因為他們現在與政府對立。他們認為，那些在核能源、裁軍、環境汙染一類問題上與他們意見不合者，通通抱有準法西斯主義的政治觀念。如此一來，必然導致這樣一個結論，即認為凡今天持不同見解者，“那時”也必定會是受迫害者出現。今天在德國，人們因政見的不同就可以被納入“受害者”和“害人者”兩大類。

許多老師認為自己屬於潛在的“受害者”一類。因此，他們在描述納粹時代的歷史時，將它當作了對他們此時此地的潛在威脅。在這一場景中，學生如果不去譴責他們從紀錄片上看到的東西，就成了潛在的“害人者”。所以教師斷言，他們自己永遠不會同害人者為伍，而學生卻有此可能。

阿道夫·穆斯克得出結論說：“教師希望學生不要質疑有關奧斯維辛的官方結論，而學生卻認為，老師剝奪了他們行動的自由。”

學生認為，他們和老師有同樣的權利，可以將自己看作是不曾參與的一代。他們越來越堅決地、而且往往是下意識地保護自己，反對學校以納粹罪行向他們施加壓力。他們時常故意顯示自己的冷漠、殘酷，甚至去同情害人者。但他們的目標是刺激別人，而不是成為新納粹主義。

《明鏡周刊》的一位編輯將采訪斯特凡妮的報道拿給他十八歲的兒子看。兒子的反應令他震驚。他說，班上有一半同學會做出同樣的反應。在德國，本書引起的反響大都集中在對斯特凡妮的采訪上。在無數場合，四十歲到五十歲的男女們紛紛詢問，他們做錯了什麽，以致青年人對納粹時代如此寬容。考慮到今天的老師和教育家們，無不認為自己與法西斯主義不共戴天，情況就更加令人困惑。教師中的絕大多數，在動蕩的六十年代，自身也是學生。受到學生運動的影響，他們堅信，不僅他們自己與前人有別，而且他們在實行教育時，也與前人有別。

討論中，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繼續給青年人放映關於納粹罪行的影片，督促他們閱讀有關書籍，帶領他們參觀集中營，究竟還有沒有意義。也就是說，應不應該僅僅把第三帝國的歷史歸結為屠殺無辜百姓的歷史。一些人說，應當有勇氣談論那時的熱情，談論戰爭結果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失敗而不是解放的所有那些人。

戰爭結束四十年來，教育家面臨的問題發生了顯著變化。當時成年的人們抱怨，他們年輕時，人們對納粹時代幾乎只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卻抱怨，他們聽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們曾經是、而且現在可能還是一個遍布兇手和從犯的民族。

關於這個問題，人們常常提到本書中安娜講過的一段話：

當然，我知道曾有過集中營，有六百萬猶太人被殺害。這些都是老師講的，但老師還講童話，像《小紅帽的故事》。我們在學校裏讀到十字軍，再大些，又讀到法國大革命。後來，我們又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毒氣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誰告訴過我們，我們自己的父母也卷了進去。

戰後的兩代老師和教育家否認一切共謀嫌疑和罪責。前一代人回避德國歷史上的這一章，因為他們是在納粹政權下長大的，他們將這些歲月簡化為一堆日期和戰事。後一代人將戰爭的恐怖作為他人罪責的證據，並用來表明自己的無辜，但這樣做，卻忽略了人們會擔心或疑慮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可能積極參與了納粹的罪行這一問題。戰後的德國人不能指望從任何地方求得幫助。父母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不講真話。老師們或者對此輕描淡寫，或者苛責當時所有活著的人。而官方機構，本著它們慣常的客觀和超然立場，聲稱調查一個家庭的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