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民權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第3/3頁）

聽了學者們的討論，坐在那裏的梁啟超不由得連連點頭，心裏滿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後有著湖南民眾的覺悟為支撐。

在“驅除張唐”勝利之日，參與請願驅除張唐的湖南士紳學子就已經意識到，政治問題不能僅僅只有政治方式解決，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會的認知。如今的湖南知識界，已經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軍閥和武人的身上，而轉而寄望於民眾的覺醒和社會自救。在這方面，在場的學者們的意見其實是一致的。

正因為有了這種外省軍閥靠不住，本省軍閥也靠不住的覺悟，湖南人民已經意識到，要想擺脫戰亂過上好日子，必須要“自求多福”，要三千萬人起來實現“民治”的覺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產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軍閥勢力無法可說，首要之務就是必須制定基於三千萬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憲法”。基於這一認識，湖南諸公共團體集體向省政府請願，要求盡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憲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決與自治出於正當之軌道，舍湖南人民自制憲法，更無他道之可循。”

除了為阻止南北軍閥勢力爭奪湖南之外，湖南的知識階層還希望這部憲法能夠起到保障民權的作用。這就要求民眾廣泛地參與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來。為了喚醒民眾的憲政意識，湖南大公報還專門刊文《民權不是送來的》，即旨在喚起民眾參與憲法制定的熱情。文章說：“湖南人，你們都醒了麽？你們在這戰亂的日子裏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壓抑、議會的愚弄、官吏的敲剝、兵匪的荼毒，哪一樣不疾首痛心？趁著這個大法初創的時機，你們就應該要想著：一、我們人民為什麽沒有權？二、蹂躪我們民權的人，為什麽那樣橫暴？由此推想，我們要怎樣伸張民權和怎樣去抑制民權的蹂躪者的方法，便可以在憲法上想出來了。我們想出了方法，還須得要把這方法制成條文，安放在憲法內面去，做一個永久的保障。這些不利於特殊勢力階級——官僚政客武人資本家——的方法，拼命去爭恐怕還不容易得到圓滿的解決，閉目靜坐如宗教徒之禱告上帝賜福音，哪裏有希望呢？我們在這裏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話：‘民權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

如今的湖南的知識界，已經有了“民權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般的覺悟，終於使湖南的籌備制憲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啟蒙運動。而最先卷入這場運動的，是梁啟超、蔡元培、張東蓀、章太炎乃至杜威、羅素這些國內和國外著名的學者。如今在湖南省內部，在省政府與民眾之間，最主要的麻煩，是出現了“由官紳制憲”還是“由公民制憲”兩條路線的分歧，因這種分歧而導致的請願和論戰，在戰事結束之後，便開始此起彼伏。

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解決分歧的方案是“學者制憲”。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此前蔡元培曾陪同杜威、羅素等外國知名學者前來長沙考察湖南“自治”，那時蔡元培便曾提議湖南的自治憲法應聘請具有專業修養的學者來制定。蔡元培的意見得到了當時的湖南省長譚延凱和湖南督軍趙恒惕的支持。而在這一次“驅除張唐”的戰爭結束後，由省政府出面聘請了大批知名學者，作為湖南省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象梁啟超、王正廷（法學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起草者之一）、蔣百裏（軍事學者，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石陶鈞（軍事學者）、彭允彝（前教育總長）、李劍農（聯邦主義理論學者）、王毓祥、向紹輯、皮宗石、黃士衡、唐德昌、董維鍵、陳嘉勛、張聲樹等人，全都位列委員之列。

“這次起草委員會草擬的湖南省憲法案，我讀了三四遍，覺得大體上是很不錯的。其長處在於：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權。看裏面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處處都是從實質上劃定界域，明白寫了出來，不用渾括條文，替惡政府多留蹂躪人權的機會。這一章在本草案中，確實是特放異彩！第二是知道著眼事實，不務為高遠之談，使條文等於虛設；其有根據之法理本應如此規定，而因其種關系即時又行不通者，則變通方法或展緩其施行期限。這都可以見得起草諸君的心思細致！第三是知道求實用不求美觀。我起初是一個反對所謂‘學者制憲’的人，就是害怕學者們不甘心自貶‘學者’的身價，專門替我們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憲法。今讀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這真是出我的意料之外。”

聽了梁啟超的評價，一些學者紛紛鼓起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