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 教育興國當如是

在接到湖南省政府制定省憲的要求後，學者們在嶽麓書院閉門研究了一個多月後，終於拿出了一部《湖南省憲法草案》。

這部憲法草案能夠出世，與以梁啟超為領袖的進步黨一系的學者的理論支持其實是有密切關系的。梁啟超在屢次反省自民國建立以來的亂局，將其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因人立法”：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為了制約袁世凱的野心和奪權，而不惜犧牲憲法文本在學理上的公正性，尤其是破壞了政府和議會之間的權利平衡，為了防止“總統獨裁”而導致了“議會民主”。梁啟超的這一深刻反省，加上其與湖南憲法起草委員會眾學者之間良好的師友關系，因而得以貫徹在了《湖南自治憲法草案》之中。

而正象梁啟超剛才評價的那樣，現在的這部憲法草案，實在是民國以來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憲法。這部憲法草案不但充滿了憲政民主的理想主義，通篇貫穿著“主權在民”和“權利制衡”的政治原則，而且充分照顧到了湖南當日的實際情況，有濃厚的務實情懷。

“既然卓如都如此說了，草案不日便可提交憲法審查會通過。”一位學者說道。

“對了，要不要把這憲法草案給小楊將軍一份，讓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個通電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學者忽然提議道。

“是啊，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單憑湘軍之力，是打不掉張敬堯和唐天喜這兩個禍害的。”有人表示了贊同。

“這是應該的。”梁啟超想起了那次蔡鍔做東“喝花酒”時酒宴上那位俊雅謙和的少年將軍，不由得點了點頭。

“他要是不贊同怎麽辦？”李劍農笑問道。

“我猜他一定會贊同的，而且還會想辦法保證這部省憲的落實。”蔣百裏突然說道。

“哦？百裏兄為什麽這麽肯定？”一位學者好奇的問道。

“我們不可以用尋常的眼光來看待他。”身為軍人，卻充滿了學者儒雅之風的蔣百裏自信地說道，“這部省憲如能順利實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勞。”

廣西，南寧，兩廣巡閱使行轅。

在客廳裏，兩個人正在進行著一場別開生面的討論。

“瀚之可否告訴我，所謂的‘新教育’是什麽？新教育的對面就是舊教育。新教育和舊教育到底有什麽分別呢？”

“新教育具體是什麽，在一般人眼裏，無非新教育是學校，舊教育是科舉；新教育是習科學，舊教育是習經、史、子、集之類了。”

“其實這個分別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分別，科舉時代所貴的是功名，是做官，現在學校所貴的還有文憑，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樣。”

“瀚之剛才所言，並不能夠當做新舊教育絕對不同的鴻溝。要知道，講哲學可以取材於經書及諸子百家典籍，講文學可以取材於《詩經》以下古代詩文，講歷史學及社會學，更是離不開古書的考證，可見即以教材而論，也沒有新舊的分別。經、史、子、集和科學都是一種教材，我們若是用研究科學的方法研究經、史、子、集，我們便不能說經、史、子、集這種教材絕對的無價值。我們若是用村學究讀經、史、子、集的方法習科學，徒然死記幾個數、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動、植、礦物的名稱，我們不知道這種教材價值能比經、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華所言不錯，是這樣的。”

“照表面看起來，其實科舉和學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經、史、子、集和科學只是教材種類不同，不能說科舉和經、史、子、集是舊教育，也不能說學校和科學便是新教育，我們必須另外找出新舊教育分別的地方是什麽。我的意見是：舊教育代表主觀的教育主義，也就是—個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訓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觀的，社會的教育主義，其教授方法應該是啟發式的；舊教育的主義，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偉大的個人，為聖賢，為仙佛，為豪傑，為大學者。新教育不是這樣，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會，不專在造成個人的偉大。我們現在批評這兩種教育主義的好歹，應該先討論社會和個人的力量那樣較大。我以為社會的力量大過個人遠甚，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個人不能夠支配社會。”

“社會能夠支配個人，而個人卻不能夠支配社會？這我怕是不能贊同，簡言之，我中華民族受孔子的影響何等偉大？印度民族受釋伽牟尼的影響何等偉大？而歐羅巴民族受耶穌的影響又何等偉大？支配世界的這三大民族完全為三個偉大的個人之精神所支配，怎麽能說個人不能支配社會，反而說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