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 教育興國當如是（第2/3頁）

聽到對方說出這樣的觀點，身為穿越者的楊朔銘本能的給予了反對。

楊朔銘並沒有向對方說出，還有另外一個人，給中國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要遠遠的超出他剛才舉的那三個例子。

“瀚之果然博學，能夠一針見血。”坐在楊朔銘對面的中年人微笑著說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沒有想過，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為這幾個偉大的個人所支配，但我們中國為什麽有孔子？孔子的學說思想何以不發生在印度或歐洲，而發生在中國？反之，釋伽牟尼、耶穌的學說思想何以發生在印度、歐洲，而不發生在中國？”

“我對此所知不多，還請仲華明示。”

“那我就來告訴瀚之，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中國的氣候土地適於農業，農業發達的結果，家族主義隨之而發達；孔子的學說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堯、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據家族主義，所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君臣，與夫教孝祭祀，無一非家族主義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學說思想決不是他自己個人發明的，孔子的學說思想所以發生在中國也決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國的土地氣候造成中國的產業狀況，中國的產業狀況造成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國的社會組織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倫理觀念。這完全是有中國的社會才產生孔子的學說，決不是有孔子的學說才產生中國的社會。又如印度地在熱帶，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壓迫，素具悲觀性質，所以釋伽牟尼以前的烏婆尼沙陀各派，釋伽牟尼以後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對於現實世界無一不是徹頭徹尾的悲觀；釋伽牟尼佛正是這種悲觀民族的產物，並不是因為有了釋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觀思想才發生的。至於耶穌不重宗族、不尚悲觀，也是地多臨海，便於貿易往來、富於自由遷徙、勇於進取的社會造成的。我相信耶穌若生在中國，也必然主張夫婦、父子、君臣的倫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個悲觀厭世的宗教家，釋伽牟尼若生在歐洲，也必然是一個主張自由進取個主張自由進取的偉人。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所在的社會都有支配他們思想的力量。”

“我明白了，世界各民族中個人的偉大象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會的產物，其他便不須討論了。”

“又如非洲蠻人以斬殺仇人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殺或自焚殉夫為道德，象這種個人的道德，他們自己必以為是他們個人的偉大，其實是社會一種惡俗造成他們個人的盲目行動。”

“對，這就好比在一個城市裏面，如果公共衛生不講究，個人無論如何注意，在防疫的效果方面，總是很小的。現在的南寧，有許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轎，我敢說日後哪怕是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轎了。”

“是這樣，象這種個人必然受社會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隱者，現代的新村運動及暗殺，都是個人主義教育結果的表現。前二者是想拿個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會的先驅或模範，後者是想除去社會上惡的一部分好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其實都是妄想，他們都不明白社會支配個人的力量十分偉大。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制度上著想不可，增加一兩個善的分子，並不能夠使社會變為善良，而除去一兩個惡的分子，也不能夠使社會變為不惡。反之，在善良社會裏面，天資中等的人都能勉力為善，在惡社會裏面，天資很高的人也往往習於作惡。譬如我們現在生存在這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無論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夠不受資本主義支配嗎？社會差不多是個人的模型，個人在社會裏，方圓大小都隨著模型變，所以我敢說如果社會不善，而個人能夠完全獨善，乃是欺人的話。”

聽了對方的話，楊朔銘不由得默然。

“我所以反復說明社會支配個人的力量比個人支配社會的力量大，並不是主張個人只要跟著社會走，不須努力；不過在教育方面著想，我們既然不能否認社會的力量比個人大，我們便應當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點在社會不在個人了。因為人類的精力不可濫用，必須用得很經濟，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會得十分效力，如注重個人不過得兩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們的精力也用得不經濟了。精力用得不經濟，減少教育的效力，這是舊教育個人主義的第一個缺點。”

“舊教育個人主義的第二個缺點，就是減少訓練的效力。從實際經驗上看起來，其一，可見之於家庭教師的許多成績。在家庭教師之下受教育的兒童，學科上或較優於學校的兒童，然對於社會的知識及秩序與公共觀念之訓練完全缺乏，最好的結果不過養成一個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書癡。其二，可見之於學校兒童的成績。我們往往看見小學生在學校受訓練時，頗為活潑，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會即與學校環境相反，在學校所受短時間的訓練遂不發生效力。其三，可見之於專門以上學生之成績。我知道有許多學生，在學校讀書時，品德很純潔，志趣很高尚，很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學校，入了社會，馬上就變成一個胸中無主的人，在社會裏混久了，會變成一個毫無希望的惡人。這都是因為個人主義的教育把教育與社會分離了，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致使訓練失了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