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第一份英文刊物（第2/3頁）

促使裨治文辦刊的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是德籍傳教士郭實獵（Karl Gutzlaff, 1803—1851）的日記。1831年，郭實獵不顧清政府的禁令，乘船沿中國海岸航行，從曼谷出發直到天津，歷時半年（6月至12月），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沿途的所見所聞。1832年1月，裨治文結識了郭實獵，當時郭實獵剛剛結束了第一次冒險，又在準備第二次冒險（後來又有第三次）。郭實獵的日記引起了裨治文的極大興趣，在當時外國人的活動範圍只能局限在廣州、澳門的情況下，郭實獵的日記無疑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裨治文希望為這份難得的目擊實錄盡快提供一個發表的陣地。《叢報》創刊後，郭實獵的日記以連載的形式與讀者見面，成為最初幾期的主要文章。

1834年以前《叢報》各期的體例基本固定，主要由以下幾個欄目組成：（1）書評（Review），是對西方有關中國的新舊出版物的學術評論；（2）上述出版物的內容節選，通常以遊記和日記為主；（3）雜記（Miscellanies），篇幅較短而帶有知識性的各類文章以及讀者來信；（4）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關於各地傳教活動和宗教事務的報道；（5）文藝通告（Literary Notices），各地有關教育、文藝和出版等的近況；（6）時事報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相當於新聞報道，一般篇幅短小，僅有個別的比較詳盡，信息的一個主要來源是清政府官方的《京報》。“《京報》所載，首宮門抄，次上諭，又次奏折，皆每日內閣所發抄者也。以竹紙或毛太紙印之，多者十余頁，少者五六頁；以黃色紙為面；長達六寸，寬約三寸。”（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在翻譯《京報》方面馬禮遜的貢獻最多。1834年5月以後《叢報》不再按內容劃分，而是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來標注文章，但書評、文藝通告、時事報道、宗教消息等基本欄目都予以保留，沒有什麽變化，比較顯著的變化是宗教消息逐漸減少，而書評和其他有關中國社會、文化的內容不斷增多。所刊文章涉及的範圍包括中國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法律、博物、貿易、語言等方方面面。所以《叢報》雖然是傳教士所辦，投稿者也主要是傳教士，但宗教內容並不是主要的，重點是對中國國情的報道和介紹。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的開放，《叢報》的作者隊伍逐漸擴大，傳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旅行家、軍事將領等也紛紛給《叢報》投稿，美國學者白瑞華（R.S.Britton）指出，20年來《叢報》的“作者名單完全就是當時在華的英美中國研究者的名單”。（《近代中國報刊史》）

《叢報》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冊，第3卷增加到800冊，第4卷後增加到1000冊。這是一個不小的數量，因為當時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評論》（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過在3000冊左右。《叢報》采取銷售和贈送相結合的發行方式，讀者對象主要是在中國、美國和歐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為例，《叢報》在中國的發行量是200冊，美國160冊，英國40冊。但數字不能說明一切，因為《叢報》的贈送對象包括上述兩家著名雜志在內的多家西方雜志，它們常常轉載和引用《叢報》上的內容，使許多沒有看到《叢報》的人也同樣能夠了解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情況。

《叢報》的停刊，無論對於創辦者、編輯者還是作者們來說都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停刊的原因有多個，最重要的是經濟困難，《叢報》的資金一方面來自於銷售所得，另外則來自於商人的資助，特別是奧立芬的大力資助，1851年奧立芬在回美國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衛三畏失去了堅強的經濟後盾，成為《叢報》停刊的直接原因。《叢報》在前10年還可以依靠銷售收入自給自足，但從1844年開始便逐年虧損，每年約300—400美元，最後一年（1851）只有300個訂戶，實在難以為繼。裨治文的離去也使衛三畏越來越感到獨木難支，1851年底，衛三畏決定停刊，給這份重要的刊物劃上了句號。

在《叢報》創辦之前，歐洲已經出版有多種亞洲研究刊物，如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通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的《亞洲學刊》（Journal Asiatique），但正如它們的標題所顯示的，它們是以“亞洲”作為研究對象，中國只是其內容的一部分。前文提到的《印支搜聞》雖然給中國以不小的篇幅，但南亞、東南亞的情況也是其關注的重要對象。《叢報》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國為報道、研究對象的刊物，它的出版無疑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對於當下中國的清史研究者來說尤有極重要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