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第一份英文刊物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廣州創辦、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它創辦於1832年5月，停辦於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國叢報》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詳細記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這份刊物的原本現在已經很難一見，稍微常見的是日本一家出版社（Maruzen Co., Ltd）於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2008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次推出了影印本，極大便利了讀者的閱讀和學者的研究。

19世紀以來，西方人陸續在中國出版各種西文報刊，近代中國最早的西文報紙是《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1822—1823），在澳門出版，為葡萄牙文。在《中國叢報》之前出版的英文報紙有兩份，一是《廣東紀錄》（Canton Register，1827—1843），一是《華差報與東鈔報》（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1833），《叢報》則是近代以來在中國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期刊。兩家英文報紙雖然創辦早於《叢報》，但其中大部分是有關商業的內容，《華差報與東鈔報》創辦不久就停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刊載了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專利權的文章。從分量上看，《叢報》每卷大約600頁，並不少於報紙，而從內容上看，則要豐富得多，幾乎涵蓋了中國的方方面面，它出版後很快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最重要的信息來源。

1829年裨治文來華前夕，美國海外傳教部總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給他的指示中提出這樣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向我們報告這個民族的性格、習俗、禮儀——特別是他們的宗教如何影響了這些方面。”顯然，當時的西方人士對於這些方面的情況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來華後，更加深切地感覺到西方人關於中國知識的貧乏，中西之間的交流基本還是停留在物質層面，“思想道德層面的交流少之又少”，這樣的狀況不僅讓他感到“吃驚”，更使他感到“遺憾”。雖然明清之際的天主教傳教士關於中國寫過不少報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來，它們不僅魚龍混雜，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畢竟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對中國進行全面的報道，提供更新和“不帶任何偏見”（《叢報》發刊詞）的信息。

裨治文的想法得到了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支持。馬禮遜是近代最早來華的傳教士（1807年），早在1817年5月，他就曾支持另外一位倫敦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馬六甲創辦了英文季刊《印支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其內容包括：“來自中國和其鄰近國家的各種消息；與印度、中國等國家相關的歷史、哲學、文學等方面的雜文逸事；譯自漢語、馬來語等語言的翻譯作品；關於宗教的文章；關於印度基督教傳道差會的工作進展；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狀況”。（米憐《新教來華最初十年》）這份堅持了五年的刊物對於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了解中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22年米憐去世後停刊。1827年馬禮遜計劃在馬六甲再次創辦一份名為《印支叢報》（Indo-Chinese Repository）的季刊，刊載有關印度、中國等國家的語言、哲學、習俗、文化的論文以及各地最新的信息。之所以選擇馬六甲，首先是因為它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倫敦會傳教士在那裏已經打下了一些工作的基礎，此外馬六甲當地有不少華僑，與廣州的往來也十分便捷，有利於收集和傳遞有關中國的信息。但《印支叢報》的計劃後來未能實施，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馬禮遜會大力支持裨治文創辦《中國叢報》，因為這實際上也是在實現自己早年的計劃。

裨治文辦刊物的想法也得到了當時在廣州的商人們的支持，特別是奧立芬（D.W.C.Olyphant，1789—1851）尤為積極，正是由於他的努力才使廣州傳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設備，印刷機於1831年12月運抵廣州，鉛字也在數月後到達，這樣就解決了刊物的印刷問題。裨治文一開始不僅負責《叢報》的編輯，也負責印刷，1833年10月衛三畏（Samuel W.Williams，1812—1884）作為傳教士、印刷工到達中國後，從裨治文手中接過了印刷工作，此後也參與《叢報》的編輯。1844年11月衛三畏回美國休假後，裨治文接管了衛三畏的工作，1847年5月裨治文去上海參加聖經中文本修訂，將《叢報》交給自己的堂弟負責，直到1848年9月衛三畏返回廣州為止，此後《叢報》完全由衛三畏負責，直到停刊。《叢報》最初是在廣州印刷，1836年印刷所搬至澳門，1844年10月搬至香港，1845年7月再次搬回廣州，直到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