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東方學會及其漢學研究

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4月7日成立於波士頓，乃北美最早的學術團體之一，其宗旨是“促進對亞洲、非洲、玻利尼西亞群島的學術研究”。當時的外部環境是非常有利的，正如首任會長皮克林（John Pickering）在就職演講中所說：“我們想與其合作進行東方研究的歐洲諸國，現在彼此間和平相處，那些因為風俗習慣不同而長期疏離於歐洲的東方國家現在也表現出更多交流的意願，現代科技為遙遠國家之間的往來提供了交通工具，東方國家更為寬松的政策也保證了外國旅行者的安全出行。所有這些有利條件，加上今天的學者和旅行家們已經具有的知識，應該使我們在短短的數年內取得超過以往好幾代人的研究成績。”美國東方學會確實在此後不長的時間內取得了不錯的研究成績，特別是索爾茲伯裏（Edward Salisbury，梵文、阿拉伯文教授）和惠特尼（William D.Whitney，梵文教授）兩位耶魯教授更是成就突出，其成果得到歐洲同行的高度評價。學會的《學報》（創刊於1843年）也逐漸成為一份有影響的學術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東方學會的研究範圍雖然涵蓋整個東方，但印度、波斯始終是研究的重點，這也正是上述兩位耶魯教授的研究領域，此外埃及和小亞細亞也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關注。從研究方法上看，以語言研究和文獻考證為特點的語文學（philology）幾乎是學者們不二的選擇。索爾茲伯裏在《學報》第一期上發表的關於波斯楔形文字的長文可以說是一篇垂範之作，其後這類文章占據了《學報》大部分的版面，我們以第10卷為例，共11篇文章，內容如下：（1）彭加人（按：在內布拉斯加州和俄克拉何馬州保留地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詞匯；（2）瓊斯（William Jones，英國著名的波斯、印度學家）的13封信箋；（3）庫爾德人的語法和詞匯；（4）《阿闥婆吠陀》第二抄本校勘記；（5）一篇克倫邦（按：緬甸邦名）的碑銘；（6）從緬甸語的角度看巴利文；（7）冰川作用於黎巴嫩山的痕跡；（8）希臘文《聖經》西奈抄本和拉丁抄本的時代問題；（9）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塞浦路斯人的碑銘；（10）梵文動詞變位研究綜述；（11）關於吠陀本集中名詞變位的統計。從上述列舉中，我們也不難窺見東方學會的另一大特點——“厚古薄今”。

美國東方學研究的傳統來自歐洲。語文學（philology）在希臘語中的原意是“愛字詞”，從某種意義上與意為“愛智慧”的哲學（philosophy）相對立。在近代歐洲，意大利思想家維柯和法國思想家笛卡爾分別代表了這兩種學術傾向。在維柯的影響下，許多歐洲（特別是法、德）學者將精力投向了東方古代和中古的語言以及歷史文獻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的進步，如波斯古經、《奧義書》、《沙恭達羅》的翻譯，巴拉維語（按：約在公元3世紀至8世紀的伊朗語）的判讀，希臘語與阿拉伯語關系的探討等等。在18世紀學術飛快進步的基礎上，19世紀初歐洲的東方研究學會紛紛建立，最早是法國的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成立於1822年，其後英國和德國也都建立了類似的學術團體。美國東方學會和這些組織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歐洲的東方研究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但真正意義上的漢學研究應該說開始於17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和歐洲本土的漢學家。1814年法蘭西學院漢學教席的設置無疑是“學術漢學”建立的標志，但比起阿拉伯學、印度學則要晚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法蘭西學院兩位最早的漢學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和儒蓮（Stanislas Julien）都將大量的精力用於研究佛教，也絕對不是偶然的。在歐洲的影響下，美國的東方研究同樣是將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向波斯、印度、埃及，中國則處於相對次要的位置。這從《學報》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在19世紀出版的20卷當中，關於印度的古代經典四大《吠陀》的文章多達數十篇，卻沒有一篇關於中國的《詩》、《書》、《禮》、《易》的文字。德國當代漢學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在解釋這一現象時說：“在歐洲，漢學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課題基本上是19世紀的產兒，它比印度學和閃族研究要晚得多，後兩種研究的發生背景也不盡相同，希伯來以及其他東方語言在歐洲有很長的教學歷史，這樣做有時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以反對伊斯蘭教，歐洲和伊斯蘭教的接觸發生在地中海以及巴爾幹半島國家，巴勒斯坦曾在土耳其的統治下更成為接觸的重要原因。對於印度的興趣主要是因為學者們發現梵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所有印歐語言的祖先，印度學一般被認為是對梵文的研究，早期的印度研究還伴隨著一種尋找人類文明源頭的幻想。”（《歐洲漢學概論》）學術研究雖然帶有自身的獨立性，但不可能脫離歷史的發展和實際的需要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