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紀

美國人出版的第一部漢語教材

《廣東方言讀本》（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是美國人出版的第一部漢語教材，也是在中國寫作完成的第一本練習廣東方言的實用手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該教材尚無固定的中文譯名，日本學者曾使用《廣東語模範文章注釋》、《廣東語句選》等譯名，恐怕還是稱為《廣東方言讀本》比較合適，下文簡稱為《讀本》。

《讀本》的主編者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 1801—1861）是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於1830年初抵達廣州。他早在1835年就有意要編寫一本漢語教材，後於1837年開始動手，第二年完成。《廣東方言讀本》1841年在澳門出版，大8開本，693頁，成為美國人有史以來最早的漢語教材。

為了表彰裨治文的這一大貢獻，紐約大學在同年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在裨治文之前，最早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也因其編寫的《華英字典》被格拉斯哥大學授予神學博士學位，時間是1817年。19世紀的傳教士最早往往是憑借語言學的業績而得到學界承認的。

裨治文之所以要編寫《讀本》，是因為想學廣東方言的外國人日漸增多，但自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匯》1828年問世以來，“一直沒有其他有價值的工具書出版，對這一方言的忽視顯然難以適應日益增長的中外交流”。（《前言》）正如書名所顯示的那樣，該書以簡易語句的形式提供練習，每頁分三列，分列英文、中文及拼音。試舉兩例：（1）Please sit down；請坐；Tsing tso；（2）A catkin is the silken flowers of a willow；柳絮柳之絲也；Lau sui lau chi sz ya。第一例選自第一篇第二章《習言》，第二例則選自第十四篇第一章《草木百體》。全書共分十七篇，分別是：（1）習唐話；（2）身體；（3）親誼；（4）人品；（5）日用；（6）貿易；（7）工藝；（8）工匠務；（9）耕農；（10）六藝；（11）數學；（12）地理志；（13）石論；（14）草木；（15）生物；（16）醫學；（17）王制。作者的意圖不僅在幫助讀者學習廣東口語，也在幫助他們獲得有關中國的各類信息，將語言的學習和知識的學習結合起來。

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匯》雖然名為“字匯”，但最後一部分已經提供了一些句子，《讀本》可以說是這一部分的擴大和補充，與前書相比，篇目的設置更貼近日常生活，例句也更為豐富和精當。《讀本》的出現無疑為廣東方言的學習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1829年10月裨治文離開美國前，傳教會給他若幹條指示，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求他把開始的幾年投入到漢語學習中，並說如果發現廣州的學習環境不理想，可以考慮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裨治文後來沒有去英華書院，而是在廣州跟隨馬禮遜學習。本來學習漢語最好是找中國人做老師，但當時清政府的極端文化保守主義政策（教外國人漢語有殺頭之禍）使這一點很難實現。即使能找到個別不怕冒險的老師，在師生雙方精神都很緊張的情況下教學效果也一定不會太好。傳教會的指示中擔心廣州的“學習環境不理想”，應該就是指此而言。這種不理想的狀況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變，中美《望廈條約》中約定：“準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不論所延請者系何等樣人，中國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準其采買中國各項書籍。”裨治文是《望廈條約》談判時美方的主要翻譯，其時他已經來華十多年，但據中方人員的看法，他的口頭表達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兩情難以互通，甚為吃力。”（《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1844年是馬禮遜去世十周年，這位最早的漢語教師晚年的境遇不佳，估計去世前幾年能夠用來指導裨治文的時間和精力都很有限，多年來裨治文主要是通過馬禮遜編寫的工具書——特別是《華英字典》——來學習漢語，口語不佳也就很難求全責備了。經過多年的學習，裨治文的漢語閱讀和寫作能力得到了長足的進步，1838年他用中文獨立撰寫了介紹美國歷史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一書，就是明證。

對於語言學習來說，教師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樣重要。19世紀早期的情況是，不僅漢語教師稀少，可供用於學習漢語的教材也很有限，主要有這幾種：小德經（Chrétien Louis Josephe de Guignes）的《漢法拉丁字典》（1813）、馬禮遜的《華英字典》（1815—1823）、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漢文啟蒙》（1822）、公神甫（Joachin Alphonse Goncalves）的《漢葡字典》（1833）。上述皆是歐洲人的著作，所以一個美國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就只能使用馬禮遜的著作了。通過一種外語學習另外一種外語，其困難可以想象。對於美國人來說，雖然對於歐洲大陸語言並不陌生，但通過英漢對照的教材來學習漢語無疑更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