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南京的陷落（第2/22頁）

在那封既談到了軍事計劃，又談到了義士節操的信中，閻爾梅反復指出，為恢復北方而戰的時機已經成熟。

流寇初陷京師，中原無主，偽官繼至。梅伏居苫塊，力未能拒。上書各院道，請兵北伐，又潛糾河北忠勇之士，凡數萬，為王師前驅，報先帝之大仇，復祖宗之疆土。

這時，就像以前一樣，閻爾梅重申“誠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義未忘”。他說，果決的行動和大膽的進攻，能夠振奮人心。

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為民望也。天下豪傑少而庸眾多，必有人為之倡導，而後聞風者，乃有所觀，感而興起。

閻爾梅在他給史可法的信中認為，欲收此效的最好辦法是史可法自己率軍自揚州開赴此地。與淮陽地區的其他軍隊不同，史可法的軍隊不是流寇和烏合之眾，它由受徐州百姓歡迎的“義士”組成。此時，那裏的百姓正面臨著異族的侵略。為了避免這一難逃的厄運，他們只能寄希望於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師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實際上，閻爾梅指出，史可法軍隊在南方的存在已經推動了潛在的抵抗運動。因而，給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幫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責任了。

譬爭渡者，偶失足墮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應手而出者，顧援之者緩急何如耳。謂其必不肯出，而棄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

簡言之，如果史可法不這樣做，他就如同是拋棄了一個落水待斃的人，國家的生存也就毫無指望了。

獻身與妥協

閻爾梅給史可法的信，不僅細述了采取進攻戰略的各種原因，而且也解釋了為什麽閻爾梅自己感到有責任去這樣做。無疑這代表了許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閻爾梅告訴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師也認為他是一個特別固執好辯的學生，可能比大多數人都直言無忌，不過有很多由於南京政權拒絕采取積極軍事行動而日益失望的人，也與他心情相同。

大之不能酬國家三百年之恩澤，小之不能庇宗族十畝之桑梓。

對於他這樣的忠君愛國之士，報效國家之責遠遠重於維顧親友，盡管履行這種高尚的義務可能意味著“逆祖”、聽憑妻室餓死以及族人唾罵。

親戚勸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隱而不肯隱。

閻爾梅還把忠君義務置於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於俗論之上。

且古賢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眾人，重其心者賢士。重其心之愛之者眾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賢士。豪傑之士寧為人所不愛，不肯為人所不敬、不信，則知己之故，蓋難言之也。

這種絕對忠誠的典型是古代的俠義之士，他們的氣節象征著禮的至境。閻爾梅說，今人多把禮當作儀式，但是那個概念實際上表明了一個人忠於其信仰的義務。俠義之士對“誠”的執著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於所有其他情感。同樣，對閻爾梅來說，體現於“誠”的最高獻身，概括了“禮”的古老而崇高的意義，這遠高於把“禮”說成是“敬”、“順”的通俗解釋。“禮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則有殺之之意焉（如果為了信仰的話）。”

閻爾梅寫給史可法的信在結尾頗為狂傲不馴。閻爾梅寫道，一個豪傑之士可能並不認為別人會贊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執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為別人所容的。但值此國難當頭之際，需要的卻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這樣的英雄，那麽他要麽是認真地采納其建議，要麽就是全部把他們殺死。

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殺其所不得不殺，殺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則亦不足殺矣。

很難想象會有比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

不過，閻爾梅的個人正義感並非無可爭辯。他這種空想的、甚至浪漫的臨難不苟行為，構成了一種用以升華自我的目的倫理。在滿族征服戰爭中許多年輕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著另一個同樣強大的責任倫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話來證明其權變觀。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史可法是一個“懼”多於“豪”的人。因為擔負著保衛一個王朝的責任，他承擔不了此時輕率決策的後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閻爾梅解救徐州的呼籲如何激烈，史可法也騰不出手來完成此舉。爾後史可法給了閻爾梅一個措辭巧妙的答復，對迅速進軍徐州的計策含糊其詞，感謝閻爾梅無可懷疑的忠誠，並且謹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閻爾梅的急躁脾氣。此後不久，閻爾梅受命西進河南，加入高傑余部，組織了一道抵抗多鐸軍隊的薄弱防線，以防滿軍南侵。閻爾梅確實向西出發了，但在3月6日他到達前線之前，他覺得他的使命毫無希望，於是返身而回。因而當滿人最後進攻史可法揚州大本營時，他卻在安徽中部的廬州平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