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國主義幹涉中國內政（第2/26頁）

（二）軍中降職級的不公與不平：當時規定軍長降為「整編師長」；師長降為「整編旅長」；團長多了則編余或調為增設副旅長或其他職務，連排長因人數多，如果一齊編掉，以後補充困難而且可惜，因此，連長多余的就編余或降為副連長，排長多余的降為副排長，這種安排，本是「削足適履」，實在是不得已之處置，高級軍官應該識大體，自然遵從，下級軍官則頗不諒解，被降職的心有不平。同時國防部規定軍官只準降級降職任用，不準升級，等於升遷的凍結。這樣被降調與凍結的軍官見軍隊萎縮沒有前途，頓生「兔死狐悲」之感，這自然影響士氣。

（三）造成國軍內部派系觀念復萌：國軍本來是從各個派系而結合的，例如有中央派系（即蔣在北伐時的第一集團軍，內中有以黃埔學生為基幹的與非黃埔學生為基幹的。）馮玉祥舊部所謂馮系，閻錫山舊部所謂山西部隊，李宗仁部所謂桂系，還有四川部隊（其中分幾個派系），湘、滇、粵、黔、陜各省軍隊及北伐前後收編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的舊部，及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西北回教寧夏、青海的軍隊，還有共產黨的共軍，全國合計約四百萬人，在抗戰前及抗戰期間，蔣確實是費了一番苦心，把他們團結融洽起來，在他一人指揮之下努力和日軍作殊死戰，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在抗戰期間，蔣對這些紛歧、複雜，並有一些屢次反蔣的將領和部隊都不咎既往，一視同仁，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升遷發展，各予機會，其中除共黨軍隊別有野心異志、另有圖謀外，其余各軍均能服從蔣的領導指揮，所以在八年長期抗日戰爭中，經過多少犧牲、危險、艱苦，都能矢勤、矢勇、必信、必忠而不動搖。但到了這時要實施「馬案」而實行「整編」時，這些被撤銷的部隊和被編掉的個人便疑神疑鬼——疑心中央政府不公平，疑心長官不公平，懷疑中央政府藉機排除異己，排除非中央嫡系的部隊，排除「雜色部隊」，以致造成了軍人的離心離德。

（四）「和談」影響軍心：由於和談天天在報紙上鼓吹宣傳，使人認為真正可以和平了，真正要和平了，軍隊和共黨敵對的意識模糊了，減低了「敵愾心」。

（五）編余軍官的憤怒引起了社會不安：編余的軍官，可以說不是垂頭喪氣便是氣憤不平而去的。發布一紙命令，將他們編余調為附員，依照規定給以旅費，他們校官以下到軍官總隊去報到（各戰區都有軍官總隊，係國防部設的），各軍官總隊都收容有幾千個編余軍官，他們情緒很壞，在各地天天鬧事，打憲兵，搗毀車站、娛樂場所，毆打交通管理人員，不守秩序等等。編余的將官則在南京孝陵衛設一個軍官教育團收容之。他們也多半是牢騷滿腹，憤憤不平的。

（六）編余軍官投共：由於在抗戰時期大家生活艱苦，軍官大都沒有積蓄，所發的資遣費，天天貨幣貶值，不足以維持生活與仰事俯畜，中共又加以誘惑，於是他們有許多人投奔中共那邊去了。

（七）逼使偽軍投共：在偽組織汪兆銘之統治區域，關內有偽軍六十八萬人，大部份投共；其在東北之偽軍五十個團，林彪收編了。此時共軍又在東北強徵當地壯丁，關內的共軍又大批的開往東北，復將韓共收編，又將河北、山東、熱河、察哈爾、山西等地的民眾壯丁及民團強迫押往東北，將日軍繳下之武器裝備訓練之，林彪本人初入東北，只帶幹部二萬余人，經過上述收編擴充，陸續增至四十余萬人。

「整編」確實把國民政府的國軍人事「整」得一團糟，茲舉一個可悲的實例如下：

武漢警備總司令部新任的參謀長吳光朝和我說：蔡甸軍官總隊，收容有三千余個編余軍官——校尉官，該軍官總隊的副總隊長到武漢和他說：盼望你們高級長官不要到蔡甸去，那裏的編余軍官的情緒很壞，如果你們高級長官到那兒去，被他們打死了我們不負責任。後來那三千余個編余軍官都不見了，投共去了。

站在寫歷史的立場，我們無意把國民政府和蔣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馬歇爾身上，但是這把火是馬歇爾放的，這是事實，我們一點也不冤枉他。當時我們國軍軍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對於「整編」的動機不了解，不知道為什麽「整編」，更不知道是受了馬歇爾的壓力而整編的，只是怨政府、怨當局。由於陳誠在重慶是軍政部長，在南京是參謀總長，負責實施整編的，在實施時他也毫不遲疑的「整」，毫無顧慮的「整」，因此怨他的人多。大家認為共黨既是在各地與政府為敵，積極擴軍備戰，何以政府要在此時「整編」？自己把部隊「整」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弄得軍心瓦解，怨聲載道，怒氣沖天，豈不是自己挖自己的墻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