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敗如山倒（下）

當郭總司令赴滬之前，他特別囑咐我：「你要常到顧（祝同）總長家去看看。」奉命之後隔三兩天去一次，顧總長家裏非常儉樸，什麽都不肯要，我有天到他廚房裏去看看，什麽都沒有，如果大官都能如此，大陸河山哪會變色？！

共匪慣用的手段是打打談談，現在他們不需要再談了，可是領袖的潛力仍在，仍不敢貿然渡江，故爾仍然不太拒絕李宗仁等一相情願的投降和談，我對門的張治中家裏更熱鬧了，真使人洩氣，但一到了空軍新生社，看見周至柔總司令和空軍弟兄們的英勇勁兒，就又有精神了，周至柔總司令是留在南京到最後的高級將領之一。

前方的戰事雖然暫時寂寞了，我的工作卻是天天增多，幸而所有參加指揮所的同仁們都肯負責努力，尤其是女將趙筱梅（現任西湖商工校長）能力強又認真，事事不肯後人，她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這時使我最頭痛的是後運傷兵，可惡的共匪把戰場上的傷兵都放回來，希望他們擾亂南京，並百般挑撥，其中有吳化文的傷兵、黃伯韜的傷兵、邱清泉的傷兵，他們祇要遇到一起準打架，不過打架的原因雖是由於共匪的挑撥，我們也該檢討。

一有風吹草動美軍顧問率先開溜

吳化文的傷兵罵黃伯韜的傷兵：「日你娘，當初你奶奶的只要靠近我們打幾槍，我們也不會垮呀，奶奶的，現在你們也垮啦，報應！」

黃伯韜的傷兵也用同樣的話罵邱清泉的傷兵。

幸而在浦口設了傷兵招待所，更嚴格的即到即招待、即轉送，南京城始終未見到一個傷兵，這是大出共匪所料的，所以非常恨我。

另一個想不到的麻煩，那是一個星期天，忽然接到浦口車站電話，她是浦口車站的接線生，她說：「現在某軍接新兵的一位營長和駐軍打上啦，我打電話給某總部，今天星期日，都放假了，沒人接電話，祇好給你⋯⋯」

按理說我管不著這档事，但事關首都安全，我祇好硬著頭皮過江到了浦口，說好說歹，總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我給某總部張總司令打電話，報告了處理經過，我也毫不客氣的說明了電話小姐所說的話，他很客氣的誇獎又道謝。

上邊沒有責任感，當兵的當然就無鬥志，這個仗還能打嗎？都怪李宗仁把國家搞得暮氣沉沉。

美國特使馬歇爾所搞的三人調處小組，幫了共匪大忙，每當國軍打勝仗時，共匪一發嗲，美國人立即向國軍叫「停」。當共匪打勝了的時候，美國人不但不講話，反而在後方先綑行李，製造擾亂人心的行動。這時共匪仍停留在江北，作渡江的準備，南京還算安定，美國單位即慌慌張張的全部撤走了，在黃埔路中央醫院的美軍顧問團（ AAG）也跑了，空留AAG一個橫招牌。路過中山路的人們看了非常紮眼，這時我空軍西北軍區司令徐煥昇回到南京。他看到這塊招牌問我：「這是什麽單位，跑的這樣狼狽？」我用英語說：「美國軍隊滾蛋啦。」於是相對大笑。

到三十八年三月中旬，前邊已無傷兵下來，浦口招待所雖未撤出，但已無事可做，祇有挹江門新兵招待所，偶爾有千百人過境，明故宮機場的招待站也取消了，大教場的招待所也停業了，因為大部份飛機已移到上海，祇有王老虎的指揮所還在大教場，他本人已去了溪口，我在指揮所裏聽到由溪口回來的人說，領袖在溪口的生活很清苦，聽了非常難過。

南京的物價飛漲，幣值變化更大，有一天財務官很得意的向我報告：「我替指揮官買了三十萬元美鈔。」我吃驚的問：「那來的錢哪？」他說：「庫存鈔票每天貶值兩三倍啊！」

我氣壞了，口不擇言：「渾蛋，趕緊給我送回去，都是你們這班東西把金融搞亂了。」他攤著雙手說：「現在已經賺一倍啦。」我更氣，拿出手槍，「你再不送回去我就槍斃你。」

其實這家夥哪會送回去！還不是自己受用了。

總司令又回到南京，在會議上做了一項他一定不情願的決定，他說：「現在軍隊散布面積很廣，但散在中原的部隊，多是與匪軍犬牙交錯，實際上早已斷了補給，在那些地方又無法使用鈔票了，當然更無法運補糧服，祇能空投黃金，讓他們自己採購吧。」

我悄聲報告總司令，「這辦法會產生不良後果，黃金到了各級部隊長手裏，不可能切碎了發餉，這會影嚮士氣。」總司令嘆口氣，「哎，除此別無辦法，我們只能盡心而為啦。」

總司令很關切的對我說：「你也跟我到上海去吧，這裏沒有重要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