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敗如山倒（下）（第3/27頁）

這時的南京，表面看平靜無事，其實匪諜已大量湧進南京城，他們藉著李宗仁謀和的掩護，無人再抓共匪嫌疑份子，而更多的人已與共匪取得聯絡，已半明半暗的作了移交準備，還有人公開造了移交冊子。

我之所以將指揮所移到沈舉人巷，是為了頭一夜的黃昏，前院的胡國榕笑嘻嘻到處點東西，登記、造冊，我還誇獎他，很負責，他卻說：「我奉了侯鳴臯先生的命令！」我問：「侯先生為什麽這樣熱心哪？」胡國榕很得意的說：「侯先生已接受了共產黨的委任，為本單位維持會主席，現在造好清冊好移交啊。」

我氣壞了，大喊：「黃副官（寶安，現在台），把他抓起來，就地槍斃⋯⋯。」他掉頭跑了，黃副官來時他已跑過前院。

在李宗仁庇護下共諜大量湧進南京

同時紛紛傳言，謠言紛起，我搬到沈舉人巷後的一天上午，來了一位數年不見的老同事，他一見面就流眼淚，他仍稱我抗戰時的老官銜：「總隊長，你一向拿我當孩子看待，所以我雖然奉命作你的工作，我實在狠不下心害你，我這次也是奉命過江的，希望你趕緊走，千萬不能留下來，共產黨已經把你列入頑固的戰犯，你一定沒接到勸你留下來的信吧！」

他又說：「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太過份了，言行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我早已看穿了，所以我對一切都是拖、敷衍，只要不被清算、鬥爭就夠啦！不過這次我又犯了大錯⋯⋯。」

我笑笑說：「你不肯騙我，留我，害我。」

他點點頭，嘆口氣。

我說：「你也不用回去啦，跟我走吧。」他慌急的搖搖頭：「不行啊，我一走，我的家裏人都完啦。」如此事例很多，不能贅述，這些現象，都是李宗仁高唱投降和談所造成的，瓦解了民心士氣之惡果。

張治中的樓裏再不見燈光了，南京市的夜景也蕭條了，四月十八日，挹江門招待所的主任寇邦傑上校慌張來報：「共匪已到了明光」。

我到新街口去看看市容，見有一兩百部大道奇卡車，載著部隊往水西門外飛馳，經詢問，是劉汝明的部隊馳援荻港江防。

我當即命寇邦傑通知無業務單位，乘火車離京，我又親自看了二十幾個單位，有的人做好了撤退準備，並洽好了車船，有些人竟而流淚說：「逃到那裏去呀！認啦！」這些人多是有錢不想走，接到了匪信中了毒不再走，真是可憐又可恨，當時我不肯用強的原因，也是面奉某人之勸告：「不願走的人用不到強迫他們，這些無志氣的人跟了我們也是無用，何必增加累贅。」

四月十九日下午九時，挹江門打電話給我：「我們已經聽到了浦口方向的炮聲」，我還不相信，登上樓頂平台，果然聽到了江北隱隱的炮聲，立刻下樓，自己開了吉普車，趕到空軍新生社，這也是在抗戰中養成的習慣，每遇大事就向空軍接近，現在又下意識的往空軍圈裏去，事實上也無其他地方好聯絡，李宗仁的圈圈能接近嗎？

到了空軍新生社，我立刻到台上去拿起擴音器：「諸位弟兄們，現在浦口方面已經有了炮聲。」

能征慣戰的飛將們，確是與眾不同，他們都料到了會有這一天，所以人們都很沉著，毫無驚慌之色，現在周至柔總司令還在南京，他也住在新生社，他即把空軍的器材、眷屬、不必要的官兵，全都撤到了上海和台灣，留在南京的人，都住在飛機場和新生社裏，他們是說走就走，周總司令同時作了一件最有遠見的事，他把政府撥給空軍的五百萬元現大洋，也全部運到了台灣，分文未動用，以後老台幣改新台幣的基金，據說就靠了這五百萬元現大洋。

我回到指揮所之後，才發現了我犯了一項大錯，我一生不太注重錢，所以也未向總司令請求預備金，現在要撤退了，財務官說：「金櫃裏一文錢都沒有了。」這個家夥真可惡，他是故意刁難想留住我，可惜我毫無警覺。

我嚴厲的說：「到了什麽時候啦還是錢！錢！你就認得錢，我們有汽油車可以動，有牛肉罐頭和餅乾，可以填滿肚皮，還要什麽錢，從現在起，誰也不許離開指揮所。」我又當眾給衛兵命令：「非我準許，不許任何人出入。」但我不能讓大家挨餓，去挹江門車站，找到寇邦傑，他將要上火車，他湊了五十銀元給我，總算手裏有了錢。

報紙上對李宗仁投降和談的消息減少了，共匪要渡江南犯的消息增多了，我常來往的許多軍中朋友，突然都失去了聯絡，祇知道劉玉章在上海，劉廉一去了湖南，天天見面的趙霞也調走了，連和我工作搭配的軍醫署署長陳立楷也看不到了，就在這時，郭總司令又來了，教我立即跟他同機去上海，但我怎能捨棄與我共患難的官兵呢！我說：「謝謝總司令，請總司令放心，我會照顧我自己的。」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向他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