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謀不臧 山窮水盡（第5/35頁）

問：健公在勝利後主張先剿匪後整軍，先剿匪後行憲，眼光遠大，請問健公除了向蔣委員長建議外，有沒有公開發表過這種主張？有沒有與健公意見相同的大員？

答：關於「先剿匪而後整軍」的主張，我曾在南京召集的復員整軍會議上發表過。那時陳參謀總長要我上去講話，我說：「從古打仗的歷史，戰時擴軍，並鼓勵各級幹部敢於犧牲，敢打。現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勵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後，承平之後放馬南山才沒問題，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亦在承平之時。」全體鼓掌。委員長當場對我說：「這是國家既定的政策，你這樣講與政策違背。」我說：「我是國防部長，管政策的，我不同意這個政策。」事實上政府不要遊擊部隊，不要偽滿軍，整軍時把兩千多將領都裁了，我都不同意；把各軍炮兵集中處理，我是國防部部長，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關行憲一點，有張繼和我意見相同。

我不敢說先剿匪後整軍、先剿匪後行憲就國泰民安，但情形一定不一樣。整了軍，遊雜部眾都投了共，被裁的沒戰志，即沒被裁的情緒也受影響。至於行憲的缺點，那我講了多少次了，剿匪軍事的停頓、內部意見的分歧，都不必贅述；而就行憲本身來說，一開始代表的選舉就不能完全照憲法所規定的實行，至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打仗時是做不到的，頒布了許多臨時條款，什麽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總動員法、動員戡亂時期緊急處置條款，這些既與憲法有沖突的地方，何不在未到行憲時機之前不行憲？為什麽要背起行憲的名，再做違背憲法的事實？

兵荒馬亂遽行大選

黃宇人^[2]

擁護蔣校長不做總統的錯覺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行憲的首屆國民大會開會，選舉總統副總統。國民黨舉行臨時中央全會，討論候選人的提名問題。蔣校長宣稱無意做總統，主張「由國民黨推舉一位黨外人士為候選人，並提出三項人選標準：（一）在學術上有成就者；（二）在國際間有聲望者；（三）愛國家者（大意如此）。」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他指的是胡適，還盛傳他曾要王世傑徵求胡的同意，胡已首肯。在全會發言的中委，仍主張應推蔣校長為總統候選人。蔣校長頗表不耐，指責大家不了解他的意思，指定由中常委再加審查。當晚，審查會開會，賀衷寒、袁守謙及其他與青年團有關的中常委，都主張接受蔣校長的意見。張道藩、谷正綱及其他與CC有關的常委則擁護蔣校長做總統。道藩且說：「如果贊成總裁不做總統，請問，有什麽辦法可以要國大代表另選他人？」他似乎認為國大代表除了蔣校長而外，決不會再選第二個人的。國民黨的元老們只有戴季陶發言，其余的都守口如瓶。我的本意，原希望蔣校長做總統，而以胡適為行政院長，遵守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以期奠立憲政的初基；但從各種跡象看去，蔣決不願放棄行政實權。他所謂不做總統，就是準備做行政院長之意。我覺得他既不願意放棄行政權力，為了不願見他以總統身份來幹預行政權力，破壞憲法體制，所謂不得已而求其次，讓他不做總統而做行政院院長也好。因此，我也主張全會應接受蔣校長的意見，推一位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我起立請求發言時，坐在前排的戴季陶也請求發言。主席孫科告以我起立在先，戴四頭望我，我請他先發言。他轉彎抹角的說了很久，暗示蔣並非不願做總統。我繼起發言時，列舉四大理由：

「第一，依照憲法規定，總統只是國家元首，行政院長才是國家的行政首長。我認為此一規定與我們的民族性，最為適合。因為我國歷史上的盛世，幾乎都是政治領袖不做國家元首而負行政責任，遠者，如幾乎婦孺皆知的舜相堯，禹相舜，伊尹相湯，周公相成王，無一而非如此。近者，如民國成立以來，也是林主席做超然主席，而由政治領袖負國家行政責任的十年期間最為安定。今天總裁是我們的政治領袖，他不願出任總統，只準備做行政院長，不但適應憲法的需要，且與我國優良的政治傳統相吻合，我們應該贊成。

第二，總裁大半生的歷史，顯出：凡是他專負一項實責的時期，都有優良的成績，反之，凡是他一身而兼若幹名實不符的職務時期，還可能引起紛亂。例如在廣東時，他專做黃埔軍校校長，很快的便培養成一批優良的革命幹部，組成一支百戰百勝的黨軍，對討平陳炯明和統一廣東，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北伐軍興，總裁被任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復兼中央黨部主席，黨內即起紛爭，幾乎影響了北伐的軍事。後來，總裁辭去中央黨部主席，專負軍事責任，北伐才迅速完成。再後，總裁被推為國府主席，內戰即不斷發生，直到九一八事變，總裁辭去國府主席，專任軍事委員長，國內的政局才逐漸平定下來。此後，總裁駐節南昌，專負剿匪責任，很快便將共區完全收復。抗戰開始，總裁也只是做行政院長，並未兼任國家元首，建立了舉國一致的抗戰基礎。林主席逝世後，總裁兼國府主席，大家甚至把他當作一種萬靈藥使用，省政府主席人選有困難，把他推出去兼任，大學發生風潮，也把他推出去做校長，但事實上卻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如果我們今天還要勉強他做總統，無異是強迫總裁行其所短而棄其所長，實非愛護領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