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謀不臧 山窮水盡（第3/35頁）

在戡亂中期，我曾為此事犯顏力陳過一次，宋希濂、李玉堂、黃維均在座。吾人今日遇到曠世狡頑之敵，任何私人恩怨愛惡都要放下，否則只有同歸於盡。值此非常之敵當前，只有用非常之法對付；應以打仗第一，軍功至上來激勵士氣。效秦國「非軍功不爵」之法；仿吳起佐魏，訂下每年舉行之「廟宴」，只有功者可參加，無軍功者官位再高也不得參加。我主張只問功過以定賞罰，不論出身地域而定升降。仗打得好的向上升，部隊盡量擴充；打敗仗的懲罰，官向下降，甚至撤職議處，部隊削編或撤消番號。令其在戰場上去競爭，他就是不為黨國打，也要為自己打，將不選自良，兵不選自精。

蔣公老師是採納了，下面如何只有天知道，因有以上諸端荒謬之措施。加之將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擱置不行，精神上之武裝自行解除，革命變成賣膏藥之空言。致使共黨分田地，做工廠商店主人、國家主人等甜言誘騙，使由貧苦出身之我軍士兵，本來士氣已差因之士氣更差，直至士氣崩潰，只留軀殼失去靈魂。左傳上曹劌論戰開頭一語「其戰勇氣也」。有士無氣何能應戰？我們的失敗以軍事為主。而軍事之失敗以士氣崩潰為主；士氣崩潰由以上諸般之荒謬措施為主。

（五）官僚作風，敗象早露。打敗仗隱瞞，打勝仗誇大，自欺欺人，上行下效。這種事例很多，可以使大家相信的，我可以舉出一個人人能夠見到，白紙印上了黑字的例證。如何應欽將軍著《八年抗戰經過》一書上，對於長沙三次會戰的擊斃敵人數字，便誇大得幼稚離譜，說第一次槍斃敵人四萬名以上。這一仗是我指揮的，敵人傷亡雖大，數字難以估計，但絕無四萬人之多。最可笑的是第二次長沙會戰，來犯之敵約十萬人，擊斃於戰場的敵人共計四萬一千五百卅七員；第三次的戰果更為輝煌，來犯之敵約十二萬人，斃敵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員。屍首數字的「精確」，連幾十幾個都統計出來了，好像派人將屍首排隊清查點驗過一樣。任何戰役，照例傷的要超過死的多倍。三次長沙會戰總共來犯之敵約三十余萬，根據何著被我擊斃的十余萬，加上傷的最少也應有五十萬上下，那麽敵人只來了三十余萬全被我軍傷斃，還差約二十萬日軍得要由國內再運送來請我們打，才合數字，這樣可笑的事書上多著。據說此書付印時，何將軍在美國，相信連看都沒有看過就付印了。易曰履霜堅冰，至此種官僚習氣已明顯的帶來了失敗徵兆，尚無人感覺，還作釜中遊魚自得其樂，良可嘆也！

副總統選舉糾紛導致國民黨分崩離析

白崇禧

我主張先剿匪後行憲

勝利後，國內外輿論主張我國應即行憲，各黨各派高談民主，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共黨操縱的機構更唯恐天下不亂，對國民黨攻擊不遺余力。美國是民主國家，厭聽專政，當然希望我政府實行民主，宣布行憲。三十四年年底我仍在重慶，記得有一次我和自己幕僚談論此事，我表示我的意見如下：

國父革命最後目標是要實行三民主義，要建立三民主義民主共和國，自然是要行憲的。但是國父將革命建國程度分為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軍政時期是以革命武力掃除障礙；訓政時期在訓導國民，使一般國民能行使政權，能選舉罷免；最後才是制定憲法實行民主憲政，進入憲政時期。

回溯民國成立以來到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間，大多數國土受北洋軍閥統治，軍閥們爭權奪利，內戰不休，對國計民生是一點建樹也沒有。北伐後應該是結束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的時機，不料共黨叛亂，盤踞贛南，從十六年起到二十三年才把匪巢打破，但他們竄往西北到延安去，問題還沒有解決，而從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起外患沓來，「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事件是日本軍閥實行其大陸政策必然的結果，於是從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抗戰八年，又是一個軍政時期。現在抗日勝利，似乎又可進入訓政時期，但共匪利用抗戰坐大了。他們流竄二萬五千裏到西北時合土共不到三萬人，而現在大了十倍，約有三十一萬人，其盤踞地區擴大，黃河以北直魯豫熱察綏，東北以至山西等地，共匪控制了面，我們只是佔據點和線，長江流域方面，蘇北、皖北、鄂北都有共匪勢力。在這匪黨控制地區，他們裹脅民眾，地方部隊怕比正規匪軍還要大，因此我們現在應先剿滅共匪，才能談及其他，何況行憲前始終沒有訓政時期，民眾如何選舉？匪區民眾如何選舉？選出的既不是自由投票所產生的，是命令式的假的，又有什麽價值？現各黨各派中外輿論所講的結束一黨專政，適應民主潮流，完全是理論，不合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