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撫躬自問 痛定思痛（第3/18頁）

以上均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對軍官訓練團學員講。

匪我兩方比較，我們的一切條件都要勝過共匪，但是各將領必須記取一句格言，就是「師克在和不在眾」。在任何危急的情況之下，只要我們前後的將領，能夠協同一致，和衷共濟，則無論當面的匪軍如何兇頑，人數如何眾多，都可以被我們打敗，被我們消滅。反之如果大家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勝則爭功，敗不相救，那就沒有不被匪軍各個擊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對軍官訓練團學員講。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在人力方面，我擁有三百五十萬人之正規部隊，而匪軍連民兵在內，不過五十萬人；在物質方面，我擁有以抗戰為基礎之一切資源武器與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之剩余物資，並接收投降日軍之全部在華物資，而匪軍則僅居一隅，賴就地取材，極為有限。在此種對匪處於絕對優勢之比例下，欲完全消滅共匪，實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於我各級幹部精神方面之頹廢，紀律之廢馳，人謀之不臧，與夫軍政之不協調，乃使剿匪軍事毫無進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長，漸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勢。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講〈對戡亂軍事之總評及訓示〉

大家還要知道：我們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敗，並非敵人真有許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本身具備了許多失敗的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黨內有若幹不肖之徒，自認為本黨已經失敗，不惜充當漢奸的走狗，為共黨賣力工作，來賣黨變節，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弄得廉恥淪喪，醜態百出，以致民心渙散，士氣墮喪，形成份崩離析的局勢。⋯⋯

其次，我們還有一個失敗的因素，就是我們組織不嚴，因此共匪的偵探更易滲透我們的內部，真所謂「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由此偷竊機密的情報，製造無稽的謠言，威脅黨員的精神，加速我們的崩潰。以致我們幾百萬軍隊，並未經過一個劇烈的戰鬥，就為敵人所瓦解，無數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來殘殺我們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

（本文摘自《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中華民國國史館2005年8月初版，下同）

國軍是怎樣失敗的？

陳 誠

國軍是怎樣失敗的？我們應不難得到一個清楚的認識。

我自己也還有一些補充的意見，不妨一併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共軍之基本思想在求戰、求兵、求食。其指導原則在把握主動、活動、機動，以困我之點，斷我之線，控我之面。為實現這些思想與原則，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就是行動輕快。如何才能行動輕快？又必須以減輕負擔為前提，諸如守土的負擔、保家的負擔、保產的負擔等等。自古至今，大凡爭天下者負擔少，守天下者負擔多，形勢使然，無可如何。戡亂軍事，我守而敵爭，亦為先天汴定之形勢，則主動、活動、機動，在敵易而在我難，因之困點斷線控面，遂成必然之結果。兵、食之源皆出於面，敵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見肘，餉糈又難乎為繼，則一般不肖將領，方避戰之不暇，哪裏還有協同友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勇氣？事至於此，雖使孫吳復生，恐怕也沒有打勝仗的把握。

二、大陸失敗，原因複雜，不可以一端論。但共產黨攻心戰術一直攻到我們大本營裏來，我們的參謀次長劉為章（斐），就是為共黨工作的，我們都被蒙在鼓裏，這樣的剿共軍事，還想要不敗，能嗎？劉為章本為桂系謀士，小有才，所以讓他當參謀次長。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當參謀總長，常到各戰場上去，內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盤軍事幾無機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嶽）主持，因為他挑撥離間，才換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會戰決不會垮得那樣快。徐蚌一敗，大局遂愈發不可收拾。據說：毛澤東某次介紹劉為章和高級共幹見面時，曾誇獎他是第一功臣，則此人關係之大可知。

三、陸宣公（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粗陳當時六事之失，我覺得對於我們大陸失敗情形，頗多吻合之處，誌其要點如後：

1.措置乖方：謂勝敵必先練兵，練兵有攻討之兵，有鎮守之兵，不可混為一談，混為一談，則乖其用。我曾主張將剿共部隊分為三種：（一）進剿部隊；（二）防守部隊；（三）清剿部隊。三種部隊之編制裝備訓練，因需要不同而異，亦即此意。但因隔於種種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為我自己德薄能鮮之一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