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節（第2/4頁）

1929年春節，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26歲的浦江清都在清華的單身宿舍裏寫《殷墟甲骨之新發現》，初一中午完稿後，才進城和幾個朋友看了場戲。15年後，浦已是西南聯大教授，雖處戰時，家眷在上海老家，他獨自僻居昆明，但這個年過得有滋有味，熱鬧非凡，已經今非昔比了。1944年除夕，他在日記裏寫道：“上午佩弦（朱自清）請吃烤年糕。下午同人集合包餃子。晚飯即吃蒸餃，另菜二碟，佐以酒。又聞（一多）家送來雞肉一碟，蘿蔔球一碗。此即年夜飯矣。同人興致尚好。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區過年，如仍僦居上海，則愁悶可知。晚飯後在聞家打牌。同人皆加入，或打四圈，或八圈、十二圈不等。”這場牌局一直持續到初一天亮。初一“早起甚遲”，吃煎餃子，中午仍是大家一起聚餐，有燒肘子、炒豬肝、冰糖白果等，晚飯後，浦又“入雀局”。初二午飯後，浦江清外出拜年，他在日記裏寫道：“至棕皮營陳夢家、遊澤承及錢端升、金嶽霖諸家，均有茶點。歸時，余戲詠：‘一去二三裏，煙村四五家’之句。”初三，天寒，上午浦江清與朱自清、遊國恩等在聞一多家圍爐談詩，午後去他處唱昆曲。當夜仍在聞家“圍爐談”，“自宗教、科學至新舊詩、電影、話劇皆談，互為辯論。”初四，浦與聞一多夫婦、朱自清散步到散村余冠英家，又去黑龍潭一遊。當天記道：“夕陽照潭，竹樹蔭蔽，境甚清幽。廟中山茶尚盛。一株梅花姿態甚好，正盛開。”

張元濟雖為新派人物，生活理念及實踐常破舊立新地領導潮流，但家中有些習俗乃至陋俗卻因循不去。他家的年夜飯必有兩道菜。一為“金條”，即蘿蔔絲炒豆腐絲；一為“元寶”，即蛋餃。皆取發財之意。此外，張家每年除夕都要擺供祭祖，列隊磕頭。

據說1941年除夕，汪精衛在南京頤和路寓所前貼了這樣一副春聯：“立民族民權民生之宏願；開為黨為國為民之大業”。當晚，就有人在對聯上加以修改：“立泯族泯權泯生之宏願；開偽黨偽國偽民之大業。”

1947年8月，喬大壯只身到台灣，任台大中文系教授，次年獨在異鄉過年。喬嗜酒，加上孤獨感，從除夕起就不吃菜而大喝金門高粱酒，燈前將家人的照片攤在桌子上。如此一連數日，始終處在醉眼矇眬的狀態。

學者鄧雲鄉晚年曾憶及抗戰前北平置辦年貨的場景：“那時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臘月裏，賣年貨的，不單南到單牌樓，北到四牌樓，到處南貨鋪、點心鋪、豬肉杠、雞鴨店、羊肉床子、大小油鹽店，擁滿了人，而且馬路牙子上，也都擺滿了各種攤子，幹果子鋪門口，都吊著大電燈，那大笸籮堆的什錦南糖、京雜拌，都像小山一樣。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雞鴨店，大肥鴨子吹足了氣，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滿了鋪子。一般教書的、當職員的人家，拿出十塊二十塊‘忙年’，就能買不少東西了。買只五六斤重的大肥鴨子，一塊大洋還要找錢呢。”

剃頭洗澡，是北平過年中的一景。大年三十，京城的大小澡堂子破曉即營業，24小時連軸轉，到初一淩晨仍燈火通明、浴客滿堂。澡堂子的從業夥計多為河北定興人，操著怯腔的喊聲此起彼伏：“看座——裏邊請”，“這邊來一位”，“墊板兒——”……

民國時期，每逢除夕，天津南市的“落子館”都有民間會演。唱梨花大鼓的、唱京韻大鼓的、唱單弦、靠山調、蓮花落的等等，齊聚這裏。演員都穿紅緞繡花裙子、短襖，頭戴珠花。一直唱到半夜，然後由各自“相好”的陪著去天妃宮燒頭香，圖個一年的吉利。客人這時候來湊熱鬧，掏出的票子較平時翻倍。

徐鑄成回憶：“抗戰前一年，是我在上海過的第一個新年。除夕深夜，費彝民、王蕓生兩兄駕車來邀去觀光上海的新年夜景。先去老城隍廟和永安公司的天韻樓兜了一圈後，到了南京路的紅廟，只見成群的鶯鶯燕燕，都穿著一色的紅綢褲襖或紅旗袍，一個個虔誠跪拜，燒紙錢上香，還有些西裝革履或袍褂儼然的青年或大腹便便的壯年們跟隨著。聽說，這些姑娘們，都是一等、二等班子裏‘生意上’的。”

1927年秋，羅亦農在上海新閘路麥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個二樓二底帶廂房的房子，房子和家具都不錯，用鄭超麟的話說：“簡直像一個闊人的大公館。”1928年元旦，羅亦農在這裏辦了數桌酒席，瞿秋白、王若飛、陳喬年、蘇兆征、鄧小平、鄭超麟、夏之栩等二十來人到此過年。鄭超麟後來回憶說：“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別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還記得不少參加的人。”很多人大概因為平時處於險境，神經繃得過緊，借著過年徹底放松一下，因而有鄭超麟所謂“痛快”一說。席間不少人都喝醉了，鄭超麟當時正和劉靜貞談戀愛，遂成為大家哄鬧的對象。鄭尋機從後門逃走後，卻被王若飛醉醺醺地追到街上把他拉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