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性格（第3/4頁）

傅雷多才多藝但性格暴烈急躁，樓適夷說：“我親眼看見他抓住孩子的頭發，提著小腦袋往墻上去撞，好像立時三刻要把孩子處死的神情。”抗戰結束後，昆明一家美術學校請傅雷去當教授，傅雷便從上海起兵發馬、捆載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當天，即去參加一個討論教學計劃的會議，因一言不合，他馬上扛起尚未打開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語堂用英文寫成《吾國吾民》，並在美國成為暢銷書後，決意赴美從事英文寫作。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當時林在上海已經住進花園洋房，過著舒適愜意的生活。但主意一定，便可棄這些如敝屣，可見林為人的有決斷。

周扶九本是江西鹽商，發跡後在上海置有大量地皮房產，成為巨富。周為省錢，外出從不乘車。有一晚，周從外面提著燈籠回家，見前面一頂轎子前後都掛著玻璃燈，便尾隨其後，吹滅手中燈籠裏的蠟燭。一直走到家門口，周正為省下的半截蠟燭竊喜時，定睛一看，從轎子上下來的，卻是他家的媳婦，周氣急之下，差點背過去。

鄭超麟早年曾與瞿秋白同事。他晚年回憶說：“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藝，如魯迅說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軟弱的。楊之華一次告訴我，她某日與秋白同坐電車，車上一個人瞪目對著秋白看，秋白當時嚇得面如土色。”

抗戰時期，傅斯年常在國民參政會上“放炮”，蔣介石私下請傅斯年吃飯，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梅貽琦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作為一校之長，他平時話不多，很少當眾斷言拍板。有學生針對其性格寫打油詩雲：“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

西南聯大畢業生何兆武回憶：“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格。比如梅（貽琦）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著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哄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

傅斯年動輒發怒，但只對事不對人，事後又常常後悔。有個工友開玩笑說：希望傅斯年向他發脾氣。因為傅上午發脾氣，下午某雜志送來稿費，他便一股腦地送給了工友。

1929年，學者劉文典時任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一次到安慶召見劉，要他提供學校裏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介石說：“你這校長是怎麽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針鋒相對：“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林語堂點評《語絲》諸同仁道：“達夫瀟灑，伏老（孫伏園）靜逸，玄同紅臉，半農矯健。”“玄同守活鰥，永住孔德學校，不回家，此人實在神經。”

羅爾綱在北大工作時，曾有一些學校想把他挖走，胡適對他說：“你到別個機關去，恐怕人家很難賞識你。”羅後來反省這句話：“好似暮鼓晨鐘一般警告我。我這個人，性魯行方，不會應付人事，不是適之師，誰能同他這樣愛護我，體諒我，寬恕我，棄我之短而錄我之長呢？”

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後，對繼任者馬君武有一番評說：“馬先生是孫中山同盟會的秘書長，地位很高。只是脾氣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他不肯信任人，事事要自己抓，連倒痰盂也不放心，要去看過。不肯信任人，人便不敢負責；事事自己去抓，便行不通。”

徐悲鴻從歐洲回國後，1927年攜妻兒回了一趟宜興老家。徐母大有兒子“衣錦還鄉”之喜，擺了好幾桌。當日下午兩點來鐘，大家剛吃完飯，正圍坐敘談家常，突然傳來幾聲槍響和“強盜來啦！”的喊聲。徐家一片驚慌，一家人相互照應著逃到屋後的草堆裏，唯獨不見徐悲鴻的人影。土匪散後，蔣碧薇正著急擔心時，只見徐悲鴻進了院子，頭發和衣服上粘著許多谷粒。原來徐悲鴻反應極靈，“槍聲一響，他跳起來就跑，自家一個人跑到屋後谷倉，打破了氣窗的木條，鉆進去躲在谷子堆裏。”

蔣吟秋與周瘦鵑、範煙橋、程小青並稱“吳中四老”。鄭逸梅說：“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出言吐語，不卑不亢，且莊中有諧，直中有婉，任你滿懷的不快樂，愁眉苦臉，和他一談，不自覺地心境舒適，如坐春風。他雖和人絕交，也不出惡聲。在家中與子女相處，從無疾言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