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做派

李叔同年輕時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職浙江第一師範後便變了個人。平時灰布長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來往，上課時夾著書本進教室，下課後徑直回宿舍，走路很快，從不左顧右盼。

範旭東身為大老板，去世後卻沒給家人留下什麽可觀的遺產。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慶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賃的房子，出門很少坐汽車。只是抗戰期間在重慶時住沙坪壩，離市區過遠，才乘坐公司的汽車。他平時從不請客送禮，更不邀宴權貴，常說：“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倓虛法師是河北人，40歲出頭才出家，此前閱歷豐富，經過商，當過兵，行過醫，開過藥鋪，學過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講經別有一套，談笑自如，妙趣橫生，有如說書乃至說相聲。有人評論說：“他的講經，是以經文做引子，扇子數珠，花瓶香爐，辣椒茄子，葫蘆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隨拈皆是，乘性而談。天天講經，卻不提經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員如馬冀平、葉恭綽、楊麟閣等，都被其口舌說動，當了他的護法。

軍閥張敬堯督湘時，想物色個安徽籍的名士當教育廳長。張的軍事參議陳建謨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紹給張，張即派員前往禮聘。童抵達長沙後，張在督署設盛宴為童洗塵，除軍政要員外，還請來名士王闿運。當年南北議和，王曾擬一名聯：“國猶也是，民猶也是，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這次張敬堯設宴，賓客齊集後，王闿運才姍姍而來。他頭戴紅頂瓜皮緞子帽，垂著紅線小辮，身著八團花緞馬襯，金色緞夾袍，茶青色緞褲，腳踏三道雲厚底黑緞鞋，裝束頗為紮眼。張敬堯上前迎王落座，王說：“承張大帥賜飯，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帶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媽來，現在門外，請準予接見。”張派左右接人。周媽約40多歲，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襖褲，長眉秀目，儀態大方，雖半老徐娘，卻風韻猶存。由於座中都是男賓，張令另設一席，讓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間，周媽引經據典，談吐風雅，張敬堯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對，只有幹聽著。王晚年參與各種活動，周媽都不離左右，王到北京，周媽也隨同而來，名片上印著“王氏侍傭周媽”。

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後，平時頭後梳一個小髻，旗袍貼身，大衣適體，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緊步走過。她見到蔣周圍的工作人員，總是自然地面帶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員與她接觸，不會感到拘謹，也不會覺得宋有任何驕矜之氣。宋平時和人談話委婉適度，蔣介石侍從室一工作人員說：“六年中我未曾見聞她和蔣有過口角。”宋美齡說話的聲調，總能把握到讓對方聽清楚為止，從不大聲叫嚷，更不頤指氣使。

女作家蘇雪林晚年談到另一個女作家淩叔華時說：“叔華固容貌清秀，難得的是她居然駐顏有術。步入中年以後，當然免不了發胖，然而她還是那麽好看……叔華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說話時，眼光常帶著一點‘迷離’，一點‘恍惚’，總在深思著什麽問題，心不在焉似的，我頂愛她這個神氣，常戲說她是一個生活於夢幻的詩人。”

史量才是中國老牌報紙《申報》的老板，雖身列風雲人物，但平時衣著隨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藍竹布長衫，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見的。他走路更有特點，兩腳的腳跟都不著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躍，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體態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煙鬼，因而常被誤傳為癮君子。張學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煙土相贈，被張季鸞拒絕。

段祺瑞當政時，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總理”之稱，即不貪汙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親病故，虞回鄉奔喪。有報社記者追蹤過去，親見他每到飯點，便拎著一個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間廚邊吃，自盛自添。旁邊有成堆的男女傭人，虞從不使喚。桌上的菜也極其簡單，不過是一碟黃泥螺，一碗豆瓣湯之類。

抗戰勝利後，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復港版《大公報》，等於第二次創業，條件極苦。此時的胡政之雖已躋身“報業巨頭”之列，卻對自己的“身份”並不介意。他單身住在報館宿舍頂樓的一間小屋內，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車。有員工曾在巴士上看到這樣一幅情景：人多車擠無空坐，胡政之立於車中，一手抓著扶手，一手拿著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軀隨著車行的節奏而晃動，悠然自得。這包花生米，備不住就是胡的一頓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