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做派（第2/8頁）

胡政之生活之簡樸和單調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時，他就是一身布衣，從沒穿過皮大衣。他不打麻將，不看電影，不抽煙。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後也難免鬧出些笑話，他晚年身患肝病，與嗜酒大概不無關系。

冠生園老板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學徒出身，創業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無成。後與人合作創辦冠生園，終於發跡，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後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這在蕓蕓暴發戶中，是難得一見的。他從不涉足歌廳舞場，唯一的愛好是聽聽京戲。抗戰期間，他將妻子留在上海，只身在重慶八年，始終住在冠生園的樓上，從不外宿。

上世紀30年代，金陵大學請名家黃侃去講課，黃侃答允每周授課四小時，分兩次到校，但有個附加條件：“下雨不來，降雪不來，刮風不來。”

1926年，郁達夫和郭沫若等去廣州，行前創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寧波菜館給他們餞行。席間有人談到正準備辦個叫《野火》的刊物，約郁、郭等人寫稿。郁達夫要了幾張紙，拿起筆就在飯桌上寫了一篇雜文，取名《蛋炒飯》。

臧克家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適張宗昌督魯，教育廳長、清末狀元王壽下令大中學校學生一律讀經。學校請來兩個行將就木的老先生來講經。一個據說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憑人扶著上講台，張口“關關雎鳩”，連小注都一字不錯地背下來；另一個講《孟子》的是個結巴，頭一句“孟子鄒、鄒、鄒……人也”說了一分多鐘。

湖畔詩人汪靜之寫的情詩打動過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許傑。許傑一直以為汪是個風流倜儻的帥哥。1935年，許在上海教書，夏天到杭州過暑假，住在嶽墳附近的一個尼庵裏。一天有客來訪，告訴他隔壁住著汪靜之夫婦，許不禁一驚，汪竟然是個“矮胖醜怪”的人物，許傑說：“而就是他那位夫人呢，也不見得怎樣的漂亮，我們只是在每天晚上，聽見她那麽嬌聲嬌氣的說話時，倒使人想起是一個女人，但卻也不一定是詩人所歌詠的皇後。”人詩兩張皮，被汪靜之演繹到了極致。

李宗仁說：“陳炯明身材魁梧，儀表非凡，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他總不正眼看人。和我談話時，他遠遠地目光斜視，殊欠正派。孟子說‘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

1923年，李宗仁初識白崇禧。白給李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禮，頭腦清楚，見解卓越”。

北伐期間，蔣介石約李宗仁到前線視察。當時戰況正酣。李宗仁因蔣介石沒有當過下級軍官，未曾親上前線一嘗炮火轟擊，擔心他會被四周的槍林彈雨嚇著。他們走到城邊，流彈在左右颼颼橫飛。這時李宗仁默默觀察，見蔣介石極為鎮定，態度從容，頗具主帥風度。

黃侃講課時常抑揚頓挫地吟誦詩章，引得學生也跟著唱和，這聲調被北大學生稱為“黃調”。

馮友蘭把人生哲學劃為多重境界。西南聯大時，某日馮去上課，路上碰見金嶽霖，當時馮不過四十多歲，蓄有長髯，穿長袍，有道家風範，金笑問：“芝生（馮友蘭字芝生），到什麽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被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黃裳曾作為記者去獄中探訪，隨後著文寫道：“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子了的，現在看著‘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襯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消瘦，右面龐上有老人當有的瘢痕，寸許的短須灰白間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

1946年，郭沫若曾出遊南京。一日正和一群人逛玄武湖，見張申府獨自從湖邊道上走來，郭後來寫道：“他顯得那麽孤單，但也似乎瀟灑。淺藍色的綢衫，白嗶嘰的西裝褲，白皮鞋，白草帽，手裏一把折扇，有點舊式詩人的風度。”隨後又寫道：“我心裏暗暗佩服，他畢竟是搞哲學的人，喜歡孤獨。假使是我，我決不會一個人來；一個人來，我可能跳進湖裏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個孤獨。忽然又憬悟到，屈原為什麽要跳進汨羅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獨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現在的嗎？”

吳昌碩個矮，晚年成一小老頭，頭上盤著一個發髻，無須，有道士風貌，故自治一印曰“無須道士”。

馮友蘭每次上課前，都面無表情地坐在講台後，呆望學生數分鐘後，才開始上課，臉上也逐漸露出笑容。

李叔同出家前，走路的腳步很重。他在浙江第一師範的同事和鄰居姜丹書回憶說：“（李叔同）每走過余室時，不必見其人，只須遠聞其腳步聲，而知其人姍姍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