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性格

段祺瑞性憨直，經常口無遮攔。有一次他在執政府當著眾多大員的面指著北京衛戍總司令鹿鐘麟說：“這是我從前的兵。”後來段被通緝，鹿主動請纓捉拿他。

阮玲玉和胡蝶都曾供職明星影片公司，兩人性格迥異。阮玲玉是苦孩子出身，性情剛烈、奔放，在攝影棚裏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對大導演張石川也並不言聽計從，有時甚至令張頗傷腦筋，不久即脫離明星公司。胡蝶則是另一類人，銀幕上下、從裏到外，她都是美人，而且為人柔順、和藹、乖巧，拍戲很用心。成了“電影皇後”以後，也不拿架子。她在明星公司一幹就是十多年，直至抗戰爆發。兩人截然不同的命運和結局，似乎應了那句“性格使然”的老話。

陳強初演《白毛女》，對黃世仁強奸喜兒那場戲，無論如何也演不到位，其實是成心不想演好。導演正告他：“你不是陳強，是黃世仁。”陳強狡辯道：“這戲演好了，還有人喜歡我嗎？我還沒結婚呢！”

李叔同和歐陽予倩早年同在日本留學。一日，李叔同約歐陽予倩早8點到他家，兩人住處相距很遠，歐陽予倩被電車耽誤，晚到了幾分鐘，名片遞進去後，李叔同從樓上打開窗戶，說：“我和你約的是8點鐘，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改天再約罷。”說罷關窗離去，歐陽予倩只好掉頭往回走。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師範任教時，宿舍門外有個信插。一天晚上，他已經睡下，學校的收發員跑來敲門，說有電報，李在屋裏應道：“把它擱在信插裏。”第二天早上他才取看電報。事後有人問：“打電報來必有急事，為什麽不當時拆看？”他答：“已經睡了，無論怎麽緊急的事情，總歸要明天才能辦了，何必著急呢！”

《大公報》兩大當家人——胡政之和張季鸞——工作上的配合天衣無縫，但性格迥異。據說胡工作之外不大合群，奉行獨樂主義，更有人指其“孤僻成性，同人對之尊而不親”。而張季鸞則與下屬打成一片，“喜交遊，善談笑，愛熱鬧，嗜飲啖”。他一到，往往就賓客盈門。無應酬時，他願意拉一二同人去吃小飯館，閑暇時也時常約同好唱唱昆曲，是個不缺親和力的總編輯。

何應欽生性懦弱，行事優柔寡斷，缺少勇氣、毅力和決斷力。與此相應的是，他待人謙恭和藹，少有惡言急色，對朋友極有禮貌，對學生和部屬也從不擺架子。無論上班和開會，何一貫遵守時間，準點到，不缺席。但何也有手面不大的弱點，對部下往往有一錢如命的苛求。

劉峙接人待物好打哈哈，口齒笨拙，不善辭令，貌似忠厚實誠，實則內藏機謀，個性倔強，認準的事情絕不動搖。他常對人說：“我劉經扶是大智若愚的人。”

寧漢合流後，被軟禁於南京孔祥熙宅的胡漢民獲釋。他離開孔宅的當日，門前車水馬龍，除蔣介石之外的幾乎所有文武大員都來送行。胡由女兒木蘭扶出大門時，眾人排列兩旁，紛紛向胡問好。胡不予理睬，旁若無人地直趨坐車，上車後擡眼看見囚禁期間負責他警衛事宜的一個工作人員，便又下車上前與之握手，連聲道謝。

宋靄齡為人低調，平時深居簡出，不愛拋頭露面。但她有掌控局面的能耐，可以擺平蔣宋孔三大家族之間的摩擦和矛盾，連蔣介石遇事都讓她三分。她稱蔣介石為“介兄”，是蔣周圍唯一一個不用“總裁”、“委員長”稱呼他的人；在公眾場合，蔣介石對她畢恭畢敬。

孔祥熙表面上嘻嘻哈哈、東拉西扯，對銘賢學校學生、山西同鄉、舊日部屬都視為親信，給人以“厚道”和“懷舊”之感。

陳布雷為人質樸，待人寬厚，助人為樂。拋開職業和立場不論，他是個好人。

蔣介石平時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某次蔣的侍從室組長以上人員聚餐，蔣也加入，宋子安在座。席上宋子安說到一件關及衛生的話題時，蔣指著侍從醫官吳麟孫開玩笑說：“不衛生找他好了。”

方志敏在獄中給魯迅寫過一封密信，想請魯迅托宋慶齡向蔣介石保釋其出獄。這封信是通過胡風轉給魯迅的，胡風回憶說：“魯迅看了後，沉默了好一會，說，蔣介石是什麽人？這絕對做不到。”

上世紀20年代，清華學生有“四子”之說，即子沅（朱湘）、子潛（孫大雨）、子離（饒孟侃）、子惠（楊世恩），四人同住西單梯子胡同的兩間房內。“四子”中唯有子惠性情隨和，與人無爭；另外三個詩人的性格都屬於急躁暴烈型。直到上世紀80年代，四人中碩果僅存的孫大雨提起朱湘以老大自居的態度對待他，仍不能釋懷。

朱湘的朋友羅念生說：“朱湘性情倔強、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內心裏卻熱情似火。”“他並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別人，太詩人化了，所以他處處上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