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做派（第5/8頁）

章克標說，郭沫若“有點駝背彎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聾”。

一次，吳稚暉和王璞為國音字母的事相互爭執，王璞氣極了，拍桌子大罵：“王八蛋！”吳稚暉慢慢站起來說：“鄙人不姓王。”

熊希齡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處相距不遠。某大學欲請熊佛西去講戲劇，請柬卻遞到了熊希齡家。屆時熊希齡到場，校方問他講題是什麽，他答：幼稚教育。滿堂嘩然，熊希齡馬上明白過來，對學生說：“攪錯了，你們要請的是熊佛西，不是我這個老頭子，我去替你們請來罷。”

民國初年，黃遠生在北京兼任《申報》特派員。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將，在鬼混中把具有遠見深思的政治通訊和評論寫在花箋上。

一次清華開師生同樂會，趙元任表演“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鐵路南下，折入山西、陜西，東出潼關，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山東，跨渤海到東三省，最後入關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當地土話介紹名勝古跡及土特產。這一圈轉下來，說了將近一小時，不時引發哄堂大笑。

1928年後，一次張繼到清華視察，並在大禮堂演講。他說：清華有這麽考究的房子，這樣好的設備，一年花這麽多錢，卻沒造就出一個有用人才，試看，我們的中央委員中，各部部長中，有哪個是從清華畢業的？張講完後，清華學生會主席張人傑即起立接著張繼的話茬說：“聽了張主任的訓話，我們有一個疑問，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麽標準？如果按學識、專長和成果來說，清華的畢業生中，卻不能說沒有。就連孫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築圖案，不也是清華畢業生設計的麽！如果人才是指黨棍和官僚，清華的確一個也沒有。”

1929年陜西大旱，《大公報》發起募捐賑災活動，報社編輯徐鑄成被派到營業部幫助收款。某日，來了一個瘦高老頭，小胡子，袍子馬褂，腰板直挺，臂上掛著手杖。他進門後掏出20元錢，讓徐鑄成登記。徐認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鄭孝胥，便裝不認識，請教其姓名，對方用濃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裝聽不清楚，抽出一張紙請其留名，哪知鄭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詐，掏出一張名片留下，隨即出門登車離去。

梁實秋說：“我數十年來奔走四方，遇見的人也不算少，但是還沒見到一個人比徐志摩更討人喜歡。”他還回憶說：“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飛路寓所來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亂的圍棋殘局，便要求和我對陣，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飛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窮於應付。下至中盤，大勢已定，他便托故離席，不計勝負。”

1940年1月，梁實秋參加國民參政會華北視察慰勞團，訪問了五個戰區七個集團軍的司令部。張自忠將軍的33集團軍司令部安在湖北襄樊和當陽之間一個叫快活鋪的小鎮上。張的寢室僅一床一桌，四壁蕭然。梁實秋說：“我們訪問過多少個司令部，無論是後方的或是臨近前線的，沒有一個在簡單樸素上能比得過這一個。”“張將軍本人卻更簡單。他有一個高高大大的身軀，不愧為北方之強漢，微胖，推光頭，臉上刮得光凈；顏色略帶蒼白，穿普通的灰布棉軍服，沒有任何官階標識。他不健談，更不善應酬，可是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沉著堅毅之氣，不是英才勃發，是溫恭蘊藉的那一類。他見了我們只在閑道家常，對於政治軍事一字不提。”

聞一多是藝術家，懶於在日常瑣事上操心。當年他的鞋穿破了，便先試穿廚師的鞋，再讓廚師代他去買。梁實秋說，聞一多“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為數較多”。聞平時講課常夾雜“呵呵……”的聲音，一次他從教室前走過，看見黑板上寫著一首打油詩：“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

清華時期，聞一多講《楚辭》。他的學生馮夷回憶說：“記得是初夏的黃昏，七點鐘，電燈已經亮了，聞先生高梳著他那濃厚的黑發，架著銀邊的眼鏡，穿著黑色的長衫，抱著他那數年來鉆研所得的大疊大疊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那樣的昂然走進教室裏來。當學生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復坐下之後，他也坐下了，但並不即刻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他的紙煙盒，打開來，對著學生們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作藹然的一笑，問道：‘哪位吸？’”

周作人講課就是低頭伏案照稿子念，而且聲音細小。梁實秋說：坐第一排的人也聽不清楚。

馬玨是魯迅友人馬幼漁的女兒，她15歲時寫過一篇《初次見魯迅先生》的作文，內有這樣一段：“見了，就行了一個禮，父親在旁邊說：‘這就是你平常說的魯迅先生。’這時魯迅先生也點了點頭，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我覺得很奇怪。魯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這麽一個不愛收拾的人！他手裏老拿著煙卷，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都在那兒想什麽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