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家事（第6/6頁）

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小時候生活在安徽老家，後被陳獨秀接到上海，但並不在一起生活。陳獨秀安排兩個孩子白天在外做工，晚上寄宿在《新青年》雜志發行所的地板上。兩個孩子的後媽（也是姨媽）高君曼看不下去，向陳獨秀提出讓孩子回家居住。陳說：“你真是婦人之仁，那樣雖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惡果。少年的人生，就應該讓他們自創前程。”

梁漱溟教育子女有獨到之處，其子梁培寬回憶：“從小學到中學，父親從不過問我的考試成績，從沒有向我要過成績單。考大學這樣的大事他也不管不問。我上初一的時候，考試成績一般都是中等，父親也沒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學校突然通知我補考地理，那時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單寄來時，父親剛好在旁邊，我就給他看，他看了以後，一個字都沒有說就還給我了，沒有不滿的表示或任何批評。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麽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說，我也說不出來；不及格之後應該怎麽辦，你自己也應該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說。”

畫家白蕉一次與妻子吵架，憤而擊碎一煙灰缸。事後不免懊悔，說：“天下無不是的老婆。”

曹聚仁這樣描述他的忘年交吳稚暉：“他個人生活的簡樸，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看起來，一件舊的布大褂，領口叉開，一副土老兒樣子。他住的是三等小旅館，坐的四等火車，喝的是小茶館，吃的小飯館，夾著一把紙雨傘，一日步行百裏，70歲了，還會爬上峨眉山頂去。他絕對不坐人力車；有人送他一輛新車，他就用鋸鋸掉了把手，放在房間裏當作椅子坐。”

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有懼內之名。周有一次在北京家中大宴賓客，來者皆為冠蓋。席間有人知其底細，故意捉弄他，發起叫八大胡同妓女條子伴客，周不便阻止。酒酣時，肉竹並奏，甚囂塵上。周太太聞後大怒，吩咐傭人把電燈總閘拉了，頓時漆黑一片，客人和妓女只好摸黑散去。次日，周作民挨個向客人登門道歉。

謝之光當年是上海畫月份牌的三大名家之一。謝行為放浪，但懼內。某次外遇被老婆偵知，趕去捉奸，謝一見老婆拔腿就跑，其妻眼看著追不上，急中生智，連呼抓強盜，把警察引來。謝被捉拿後，其妻過來笑嘻嘻地對警察說：“他不是真的強盜，我們夫妻吵鬧，故意誣說他的。不過勞煩了你們，真對不起！”

抗戰期間，史學家侯外廬在重慶曾寄居郊外的白鶴林“馮家洋房”，一度與著名學者晏陽初為鄰，住上下樓。晏陽初雖然致力於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過的卻是全盤西化的日子。侯外廬後來回憶說：“在白鶴林，晏陽初維持著相當高的生活水準。他的家庭雇有兩個滿口京腔的女傭，一個西餐廚師。據其家人說，他在家裏很少說中國話，基本上不吃中國飯。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卻肯於說中國話，也肯於吃中國飯。晏陽初剛搬來時，我的孩子們興奮異常，因為晏家也有幾個孩子，他們以為從此有夥伴了。但不久，他們就失望了，因為晏不允許兩家的孩子來往。盡管如此，孩子們之間還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誼，直到晏家搬走，他們還秘密來往了好幾年。是晏陽初不識童子之心嗎？恐怕不是的。晏陽初拒人千裏的態度或非偶然，因為他的生活標準、格調是遠離百姓的。”

馬一浮11歲喪母，19歲喪父，20歲喪妻，未續弦，無子女。唯一的親人是他的大姐，大姐一家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大姐生病用藥時，他必親嘗。大姐去世後，馬慟哭不已。熊十力稱其“太過，未能免俗”。馬一浮聽後說：“人的悲傷，是本性的自然流露，談不上什麽過與不過，俗與不俗。”馬後來搬離原住地，以免睹物思人。

曹聚仁說：“我和男女工人（指傭人）都是兄弟叔侄相稱。除了戲台上，我們沒聽過‘老爺、少爺、少奶、太太’的稱呼。因此，我在上海、杭州、贛州……住了那麽久，絕不讓女工們叫我‘少爺、老爺’，同桌吃飯，有如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