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女（第2/10頁）

黃寶貞的家安在省財政廳後院。她們路過客廳時，恰巧張允榮也在接待客人，當中有西北軍高級將領門致中、孫連仲、馮安邦等。這三人當時還是光棍，見一群穿著很講究的旗袍的女學生穿堂而過，不免一時分神，動了雜念。事後便屢托黃寶貞打探底細，再請媒人去提親。後來，毓運的九妹和門致中、八妹和孫連仲、四妹和馮安邦、十妹和魯崇義等在蘭州訂婚，這是1930年的事情。再後來，門致中調任寧夏省主席，孫連仲任青海省主席。

完婚以後，門致中、孫連仲等有一次和毓運閑聊時談起，與端王家結親，是一種巧遇的“天作之媒”。

奉系軍閥湯玉麟曾在張作霖手下當軍長，後任熱河省主席。此人嗜色成性，妻妾成群。平泉縣警察局長單某投其所好，在平津搜羅多名手段出眾的交際花做姨太太，然後送到湯府應酬，陪酒陪睡。湯的兩個兒子知道後，也給單打電話或直接派車去接，將單的姨太太請來自家陪著抽煙喝酒打牌睡覺，一玩就是十天半個月不回家。後來湯的孫子也知道了，單的這幾個姨太太又去伺候湯家的孫少爺。如此祖孫三代爭著和幾個美人歡聚，卻不聞醋海風波。這在當年，是一樁熱河全省盡人皆知的風流鬧劇。

抗戰期間，曹聚仁作為戰地記者，跑遍了大半個中國。一天深夜，他在皖南一個小鎮的飯鋪和夥計攀談，夥計說鎮上沒旅館，樓上有一個房間，只能和別人搭鋪，曹也只能答應下來。他後來回憶說：“房中有兩張床，右邊那張床，住著中年婦人，帶著一位16歲少女……我走得很疲乏，吃了晚飯便睡了。哪知到了半夜，那婦人一定要她女兒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聲不響，真的睡到我的身邊來了。也就糊裏糊塗成其好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欠了飯店六塊大洋，身邊又沒一文錢，只好聽夥計的安排，走這麽一條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倆付了房錢，叫了一輛獨輪車，送她倆上路，還送了十塊錢。她倆就那麽謝了又謝，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臨別時，那婦人暗中塞給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來是猩紅血跡的白手帕，我當然明白是什麽了。”晚年，曹聚仁在回憶之余總結說：“希望讀者不必用道學家的尺度來衡量這一類的課題；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

作家姚雪垠早年入河南大學預科後，暗戀同班一個長相和成績都很出眾的女生。這是上世紀20年代的事情，那時在開封這樣的內地城市還不興自由戀愛，男女生之間界限分明。姚自始至終沒有任何行動，只停留在單相思階段。但他就此寫了一篇小說，完全采取心理描寫的手法，這大約是國內較早的一篇“意識流”小說。令人有些遺憾的是，姚雪垠為避免日後相見時的尷尬，並沒有把小說捅出去發表。

女畫家潘玉良本姓張，生在揚州，父母早逝，後被舅舅騙到蕪湖，賣給了妓院。1912年初夏的一天晚上，蕪湖商界在縣城一家飯館給剛到任的海關監督潘贊化接風，張玉良被召來唱歌彈琴。席間潘對張生出好感，被商會會長看在眼裏，事後便把張送到監督官邸，借以拉攏潘贊化。潘就勢收留了張玉良。張從良後，與潘結為夫妻，先去上海，又到海外，受到良好教育，成為名噪一時的畫家。

1927年2月11日，梁實秋和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歐美同學會舉行婚禮。儀式過程中梁實秋因戒指太松或手指太細不慎把戒指丟掉了。新娘程季淑對他說：“沒關系，我們不需要這個。”

1938年，20歲的文藝青年陳強（陳佩斯之父）經歷一番漂泊，從國統區來到延安，成了魯藝戲劇系的學員。他後來參加了一系列演出，這輩子出演的第一個反派角色，是話劇《國際玩具店》裏的希特勒。此期間，因為戲中合作，他看上了魯藝的一個女同學，據說是愛得死去活來並論及婚嫁。某日，上面突然找陳強談話，告訴他該女生是有夫之婦。陳強頓覺驚雷乍響，失魂落魄。他為此不僅痛苦了很長一段時間，還大病一場。後來他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共派到國民黨軍中任職的高級將領，由於形勢險惡，她被秘密送到延安。

多年後，陳強從敵後回到陜北，路過綏德，歇了兩天。他閑著沒事上街看報，一抱小孩的婦女在他身邊轉來轉去地盯著看，陳一轉身，她脫口叫了聲：“陳強！”原來這正是陳強在魯藝認識的女朋友。陳強被她帶回家裏洗澡吃飯。還送給他一套丈夫的襯衣、襯褲，又給他準備了毛巾、肥皂等。陳強後來甜蜜地回憶：“我們有戰鬥友誼，也有朋友的友情，我們都忘不了那段使我大病一場的‘人生插曲’。”

李叔同年輕時是一“翩翩濁世佳公子”，以結交娼優為一好。《弘一法師傳》說他曾“浪跡燕市……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雲輩以藝事相往還”。到上海後，又和名妓朱雁影、李蘋香過往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