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舊共和國與新君主國（一）（第3/18頁）

總而言之，他可能是偉人中的唯一一個，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政治家的特殊分辨力，分別出何者可能，何者不可能，在成功的極峰上，仍能識別出這成功的自然界限。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決不為雖然最好卻不可能的事而忽視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藥的惡事，他從不拒絕提供減輕之法。當他識別出命運在說話時，他又總是服從。亞歷山大在希帕尼斯河、拿破侖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們憤怒於命運，因對其寵兒只給予有限的成功，但愷撒在泰晤士河與萊茵河卻自動撤退；甚至在多瑙河與幼發拉底河，他想做的並不是世界的征服，而只是可行的邊界整頓。

這便是這個出眾的人，這樣容易又這樣難於形容的人。他整個天性就是一團明澈，而關於他的傳說多過古代任何類似人物。我們對這樣一個人物的看法固可有深淺之別，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無論有無識人能力的人都會感到這偉大的人物展示著一種特質，但這種特質卻又沒有一個人能在生活中實現。其秘密在於它的完美。不論就一個人或歷史人物而言，愷撒都是許多相對的特質匯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創造力，同時又有至為透澈的判斷力；不再年輕，但又尚未年老；有至高的意志力，又有至高的執行能力；充滿了共和的理想，同時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處就是羅馬人，但在他自身之內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應合時代的潮流而將羅馬與希臘文化融合為一——愷撒是個完全的人。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他歷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謂特點，而特點事實上則是人的自然發展之離差。初看之下的愷撒特點，細察之下不是他個人的，而是他那時代的。譬如，他年輕時的浪漫行為，乃是他那個時代地位相似而較有秉賦的人所共有的行為；他的缺乏詩才而具有強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羅馬人的通性。愷撒另一個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時地的考慮所控制；因為人性沒有抽象的，而活著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占據一個位置。愷撒之所以為完人，正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於時間之流中，也因為他比任何人更是羅馬民族諸基本特性的縮影——作為一個公民，非常講求實際。他的希臘文化教養乃是早就跟意大利民族性融合為一的希臘文化教養。

要把愷撒活生生地描繪出來，困難或許正在這裏。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畫家可以畫出任何東西。史學家也是一樣，當他在千年之中遇見了一個完人之際，他只能沉默。因為“正常”固然可以描繪，卻只能述作沒有缺點。大自然的秘密——將正常與個性結合於至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無法表述的。我們只能說，親見這種完人的，是有幸者，因為從其中可以見出自然的偉大。

不錯，這跟時間也有關系。這位羅馬英雄站在年輕的希臘英雄亞歷山大一旁，不是平等，而是高於，但同時，世界卻已衰老。愷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無限遙遠的目標前進的歡欣過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廢墟上的，用的是廢墟的材料，他滿足於歷史為他所設的豐富而又有限的界限，盡量安全地在此範圍紮緊腳跟。因此，後代的夢想者躍過了那沒有詩意的羅馬英雄，而將詩的金光與傳說的彩虹佩在亞歷山大身上。但兩千年來列國的政治生活卻莫不追蹤愷撒所劃下的路線；許多民族仍以愷撒之名稱他們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義而又當深以為恥的事。

舊怨放置一旁

事物古老而徹底敗壞的情況若想清除，共和國若想新生，國家必須先得和平，內戰的殘渣必須掃除。在這個工作上，愷撒采取的是協調現存黨派的原則——或者，說得更正確些（因為在不可協調的對立者存在之處，我們便不能說有真正的協調），原先貴族與人民互相爭鬥的競技場，兩邊均放棄之，而在一個新的場合相見，這即是君主制度。

因此，共和派的舊有爭執視為永遠過去。蘇拉的雕像在法薩羅之戰的消息抵達之後被拉倒，愷撒則下令將之重新立起，其意義是表示只有歷史才能批判這樣一個大人物；但同時，他卻取消了蘇拉例外法的最後一條，將辛納動亂與塞多留動亂中被放逐的人召回，使被放逐者之子女有公職候選人之資格。此次內戰中失去元老院席位者，或因政治關系，或因彈劾而失去公民權者，尤其是由公元前52年之例外法而遭彈劾者，一律復位或復權。只有謀財害命者仍剝奪公權；在元老院派中唯一未受此次大赦之寬免的則只有米羅一人，因為他是此派最妄膽的分子。

人民派的不滿

處理過去的問題固然不易，解決現存的黨派問題更屬困難；這現存的黨派便是愷撒的擁護者與已遭推翻的貴族。很可以了解，愷撒獲勝之後的作為，以及他要求大家放棄以往的政治鬥爭的諭令，使他的擁護者感到極大的不滿，其程度更甚於貴族。愷撒當然希望獲得蓋烏斯·格拉古所曾經籌思過的結果，但他的從眾的目標卻已不再是格拉古的從眾那時的目標了。羅馬的人民黨已漸漸從改革被逐向革命，從革命被逐向無政府，從無政府被逐向反財產的戰爭。他們私下裏想望恐怖統治，現在竟像以前對格拉古的墳墓一樣，對喀提林的墳墓獻花圈花束了。他們原先之所以投在愷撒的旗幟下，是因為他們盼望愷撒能在喀提林失敗之處得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