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終曲：納粹的遺產（第3/6頁）

最重要的是前言的最後一段。在全世界，出版一本書就是出版一本書，甚至在戰時也一樣。在1943年的德國，出版一本書是“Zeugnis unseres unerschütterten und unerschütterlichen Kulturwillens”——“見證未被撼動也無法撼動的”——哈，要怎麽翻譯“Kulturwille”呢？6大概一定是獸性的反義詞吧。[581]

莫紮特，戰後奧地利和納粹的遺產——延續和變化

在許多方面，戰後的莫紮特接受中最顯著的變化是把他從描述為一個德國作曲家變成描述為一個純粹的奧地利人。1945年起，莫紮特和國家的這種共生關系在幾個層次上被操縱，特別是被用來振興國家的經濟和旅遊業。最大張旗鼓的盤剝利用發生在2006年莫紮特誕辰250周年時。毋庸置疑，奧地利人非常強烈地視莫紮特為自己人。2003年，德國電視二台（ZDF）組織了一次評選，把莫紮特提名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德國人之一，導致奧地利駐德國大使克裏斯蒂安·普羅斯爾（Christian Prosl）對此表示強烈抗議。對普羅斯爾和奧地利國民來說，莫紮特是奧地利籍，根本不應加入這種評選。[582]

莫紮特從德國偶像迅速轉變為“奧地利性”最有力的代表人物，這讓人思考這兩個牌子的民族主義到底有多少共同點，而這個問題也觸及一個更大的問題：奧地利在戰後有多成功地讓自己脫離了納粹共犯群體。[583]當然，在第三帝國崩潰後的幾個月裏，有人努力要決定性地和過去一刀兩斷。1941年莫紮特音樂周的設計師海因裏希·達米什被迫辭去維也納莫紮特協會會長和《維也納費加羅》編輯的職位。在埃裏克·韋爾巴的領導下，《維也納費加羅》繼續出版，擺明了要抹去不潔記錄。韋爾巴上任後試圖和剛剛過去的歷史劃清界線，一個早期的動作是發表了埃貢·馮·科莫爾任斯基的一篇文章，寫的是莫紮特和他的劇本作者達·蓬特的建設性關系——這個選題兩年前肯定是個禁區。[584]

34.戰後最早的《費加羅的婚禮》演出的節目冊，1945年由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部分成員上演，使用赫爾曼·萊維譯本。

奧地利人需要重建民族認同的另一個例子是維也納音樂生活以驚人的速度得到重建。盡管國家歌劇院的建築在1945年3月被炸毀，恢復常規演出季的願望還是強烈到無法抵抗，並得到占領者的鼓勵。相應地，歌劇院於1945年5月1日在另一個劇場恢復運營，上演了《費加羅的婚禮》。這一引人矚目的演出由約瑟夫·克裏普斯（Josef Krips）指揮，接下去幾場演出由安東·泡利克（Anton Paulik）指揮。克裏普斯有部分猶太血統，德奧合並後被禁止在奧地利工作，於1945年回到維也納。[585]雖然這部歌劇的演出用的是德語版，但歌劇院重新啟用赫爾曼·萊維的譯本，這一信息在節目冊上有顯著的標示。

在維也納之外，美軍於5月4日控制了薩爾茨堡。同樣，占領軍急於恢復當地民眾的信心，就開始迅速籌劃恢復薩爾茨堡音樂節。8月12日，戰後第一屆薩爾茨堡音樂節開幕，招待了馬克·克拉克將軍（Mark Clark）和其他軍隊高官。節目大多由軍隊成員上演，包括《後宮誘逃》的一個新制作，由菲利克斯·普羅哈斯卡（Felix Prohaska）指揮——他是又一個和納粹保持距離的人物。《紐約時報》在報道開幕式時誤導了讀者，說恢復以莫紮特為中心的音樂節是“因為在1938年到音樂節停止舉辦的1943年，曲目都經過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審查，盡管莫紮特符合納粹的‘雅利安’標準，能演的曲目也十分有限”[586]。之後幾年，音樂節逐漸有了自己的藝術特色，就不需要這樣的公告了。即便如此，第三帝國的陰影和音樂節曾作為納粹文化宣傳的共謀角色不是那麽容易去掉的。

1946年11月，《倫敦時報》就奧地利的現狀發表了一篇長文。文中頗富洞察力地寫道：“幾乎每一個維也納人都決心永不再讓剛剛過去的納粹歷史有機會重現，然而，紅色的奧地利國旗上，那個曾經有過納粹十字的黑圈要完全消失，仍需時日。”文章繼續說，“納粹的汙染恐怕比人們意識到的要深”。[587]多年來，許多奧地利人耽於自憐，呈現給外界以納粹受害者，而非納粹同謀的印象。這種拒絕面對歷史的姿態讓一些在德奧合並後支持納粹挪用莫紮特的重要人物在奧地利戰後文化生活中依然能發揮影響，有一些甚至被授予最高的國家榮譽。

歷史學家格爾特·凱爾什鮑默（Gert Kerschbaumer）和奧利弗·拉特科爾布（Oliver Rathkolb）在一系列縝密的研究文章中揭露了這種讓人不安的延續性。[588]凱爾什鮑默特別關注的是，奧地利將莫紮特當作有力武器，用來懷念哈布斯堡舊時榮耀的符號，邊緣化實驗性和批判性的藝術。他舉出一個讓人心灰意冷的例子，即巴爾杜爾·馮·席拉赫1941年11月28日的莫紮特紀念演講所用的神聖化語言，和1956年1月27日莫紮特誕辰200周年時薩爾茨堡音樂節組織者所使用的語言有極大的相似性。[589]其他沒有在後納粹時期改變其納粹時期意識形態的人物還有作家弗朗茨·卡爾·金茲基（Franz Karl Ginzkey）。他在1941年莫紮特年的演講《莫紮特的不朽訊息》（Mozarts unsterbliche Sendung）在四年後幾乎一字不動地重印在他的《天才莫紮特》（Genius Mozart）一書裏。音樂學家、莫紮特專家埃裏希·申克1946年被聘為奧地利科學院音樂研究委員會主席。和金茲基相反，他在1967年臨近去世出版文集時，修改了自己1941年至1943年寫的文章，以隱藏自己曾是納粹同情者的事實。與此同時，申克保持公然反猶的立場。這表現他對同行奧托·埃裏希·多伊奇的態度上，也表現在他對馬勒的敵意上；他還拒絕批準一位研究生學生以弗朗茨·施雷克爾7為博士論文選題。[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