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終曲：納粹的遺產

那麽，必須做的事，就是告訴德國人，他們可恥地背叛了他們之中最偉大的人，特別是音樂領域的人物……德國人再一次真正懂得莫紮特和貝多芬的時候，他們的普世主義和國際主義就會被喚醒。

——保羅·奈特爾[56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時刻，同盟國的報紙和刊物上充滿各種建議，關於怎樣才是把德國人拉回到文明民族的最好方法。在音樂方面，重新教育德國人、清除他們意識中最激進的民族主義成分的工作在表面上看很快就起到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正如大衛·莫諾德（David Monod）和托比·撒克爾（Toby Thacker）最近所揭示的，同盟國並未針對德國音樂生活實施完整的、有計劃的去納粹化措施。[568]

在第三帝國時期，莫紮特盡管實質上被晉升為榮譽納粹分子，總體上還是逃過了圍繞在某些充分服務於納粹政權的作曲家身上的意識形態包袱；後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瓦格納。因此，繼續上演莫紮特作品的行為不會被汙名化。根本上說，他的音樂對各方面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對戰後占領方來說，莫紮特和貝多芬、巴赫一樣，被視為普世的作曲家，是向所有人言說的。與此同時，戰敗的德國人急於重建對自己音樂傳統的信念；對他們來說，莫紮特的偉大和人性是能夠超越納粹主義的恐怖的。因此，許多最精於莫紮特的演奏家和音樂學家，包括出於本人意願參與了有政治問題的活動的（包括納粹化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和1941年維也納的莫紮特慶祝活動）最終是受益於這種開明的態度的。大部分人未受懲罰，在1945年之後重新獲得了在德奧音樂生活中的顯赫地位。

由於莫紮特本人不需要平反，強加於他的音樂的種種傷害很快就被遺忘了。許多歌劇院由此認定，達·蓬特歌劇用意大利語來演會更好，這種做法顯然能幫助人撫平、跨過剛剛過去的種種回憶。此外，關於《魔笛》中共濟會元素的荒唐討論也很快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延續過去

即便人們希望清除過去的記憶，一些在納粹時代推廣起來的莫紮特項目在戰後重新出現了。最突出的例子包括格奧爾格·許涅曼翻譯、編訂的達·蓬特歌劇。這是獲得納粹宣傳部贊助和支持的項目。在20世紀50年代，許涅曼的作品再次得到推廣，彼得斯出版社萊比錫分社從1942年起開始重印鋼琴縮譜版；另一家萊比錫公司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了劇本。甚至連許涅曼為樂譜撰寫的、政治含義明顯的前言也幾乎完全保留。最明顯的修訂是，在提到赫爾曼·萊維的成就時去掉了加括號的縮寫Jd.（即指猶太人）。許多年後，許涅曼版總譜由紐約的多弗出版社（Dover）出版，《唐·喬萬尼》出版於1974年，《費加羅的婚禮》出版於1979年，《女人心》出版於1983年。這些出版物標明了原先的版權日期：1941年。但不奇怪的是，表明戈培爾和宣傳部贊助此項目的那一頁不見了。

另一部由戈培爾啟發的莫紮特政治宣傳作品在戰後沒幾年就重新浮出水面。但它重現的語境卻頗讓人感到意外，藝術上也值得質疑。1948年，《紐約時報》宣布，由此前在歐洲的制作人喬治·莫斯科夫（George Moskov）和亞布拉罕·海姆森（Abraham Haimson）新近創辦的帕特裏先電影公司（Patrician Pictures）完成的一部關於莫紮特生平的英語電影，將定名為《莫紮特的故事》（The Mozart Story）。但這部電影不完全是新攝制的。雖然有20分鐘是在美國新拍的，但影片的大部分實際上是英語配音版的《眾神所愛之人》，一部1942年的納粹戰時宣傳片。出於明顯的原因，莫斯科夫和海姆森誤導了《紐約時報》，聲稱該片於1945—1946年完成。他們刻意誤導的還有其他方面，特別是，他們從原片中刪去40分鐘，給新攝制的關於莫紮特的“死敵”安東尼奧·薩列裏的內容留出空間。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莫斯科夫聲稱，因為國際政治原因，薩列裏沒法出現在原先的奧地利版中。[569]《莫紮特的故事》由兩段完全不同的影片拼合而成，反響十分冷淡。《紐約時報》的影評人認為，該片“呆板，無趣，混亂”，“主角選錯了演員，人物沒有說服力，也不有趣”[570]。由於商業上不成功，最終也沒有人去更仔細地檢查它的原始材料。

納粹歷史中有一項遺跡無法輕易除去，這就是關於莫紮特之死的陰謀論。此論在20世紀30年代得到瑪蒂爾德·魯登道夫最為積極的推廣，她後來被戈培爾下令禁言；在戰後則被一個存活於聯邦德國的極右組織復活。20年後，約翰內斯·達爾肖（Johannes Dalchow）、迪特·凱爾納（Dieter Kerner）和貢特·杜達（Gunther Duda）將這一傳說變得板上釘釘般確鑿。[571]這三人都有醫學背景。在接下去的40年中，他們孜孜不倦地研究這個選題，出版了大量成果。和瑪蒂爾德·魯登道夫不同，達爾肖、凱爾納和杜達以高度復雜的科學探索來研究莫紮特之死。然而，三人都是德國上帝知識聯盟（Bund für Deutsche Gotterkenntnis）的成員。該組織成立於1937年，隨第三帝國的覆滅而成為非法組織，後於1951年重新成立，其目標是傳播魯登道夫的種族和宗教論。這三位始終致力於為她的觀點——莫紮特是被共濟會士毒死的——添磚加瓦。[572]關心莫紮特身體狀況的主流音樂學家一直在仔細審查他們的作品，但始終對他們的論證保持懷疑。對他們的作品做出最詳細評價的是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1993年的《莫紮特諸迷思》（The Mozart Myths）一書。斯塔福德雖贊賞三位對原始素材和二級素材的徹底評估，但稱他們對素材的審視“相當不誠實，有違學術規範”。[573]雖然這樣的批評減小了他們的影響力，但他們堅持深入研究自己理念的意志讓人不安，也提出一個困擾人的問題：新納粹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仍在沖擊著德國戰後的莫紮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