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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一點而言，歐洲大多數婦女真正的政治選擇，不在於選擇女權主義或男女混合的政治運動，而在於選擇教會（尤其是天主教會）或社會主義。各教會與19世紀的進步拼命鬥爭（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六章第1節），維護在傳統社會秩序中婦女所擁有的權利。它們的熱忱日趨強烈，因為它們的信徒以及在許多方面它們的實際成員，都正在戲劇性地女性化。到了19世紀末，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自中世紀以來，當時的女性宗教專業人員比任何時期都多。19世紀中葉以後，最著名的天主教聖人都是女性一事，顯然不是偶然的：聖女貝爾納黛特（St. Bernadette of Lourdes）和聖女特雷莎（St. Teresa of Lisíeux）（兩人均在20世紀早期被封為聖徒），而教會又明顯鼓勵崇拜貞女聖母馬利亞。在天主教國家，教會為妻子提供對付丈夫的最強有力而且為其所憎恨的武器。因而，如在法國和意大利，許多反教權主義都帶有明顯的反女性色彩。而另一方面，各教會擁護其婦女的代價，是要它們的虔誠支持者接受其傳統的服從和附屬地位，並且責難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婦女解放運動。

在統計數字上，選擇通過虔敬的行為去維護自己的婦女，遠遠超過選擇解放的婦女。誠然，雖然從一開始，社會主義的運動便吸引了異常能幹的婦女先鋒（如人所料，主要是從中等和上等階級），但是，1905年以前，在勞工和社會主義政黨中卻看不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婦女。19世紀90年代，向來勢力都不很大的法國工人黨，只有不到50名婦女黨員，約占2%—3%。[18] 當她們大批被征召時（例如1905年後的德國），其中大多是信仰社會主義的男子的妻女或母親。在1914年前，雖然德國的百分比已經相當大，但卻還比不上（例如說）20世紀20年代中期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幾乎占30%的婦女黨員，或20世紀30年代英國工黨幾乎占40%的婦女黨員。[19] 工會中的婦女會員百分比始終不大—19世紀90年代，除了英國以外，幾乎都可略去不計；20世紀最初10年通常不超過10%。然而，由於婦女當時在大多數國家中並沒有投票權，我們沒有表明她們政治取向的最方便指標，因此進一步的推測是沒有什麽意義的。［1913年婦女在有組織工會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國10.5，德國9，比利時（1923）8.4，瑞典5，瑞士11，芬蘭12.3。］[20]

因此，絕大多數的婦女都置身於任何形式的解放運動之外。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業和意見都顯示她們極其關心打破傳統“女性範疇”的婦女，她們對於正統女權主義的奮鬥，也沒有表現出多少熱忱。婦女解放運動早期曾經造就了一群傑出婦女，但是她們之中有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羅莎·盧森堡和貝阿特麗斯·韋布），並不認為應該把她們的才能局限於任何一性的奮鬥目標上。誠然，到這個時候，取得公眾的承認比較容易一點兒了：1891年起，英國的參考書《當代男士》（Men of the Time ）將其書名改為《當代男士和女士》（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 ），而那些以婦女或婦女特別感興趣的事物（如兒童福利）為目的的公共活動，如今也為自身贏得一些名聲。不過，婦女在男人世界的前進道路仍然崎嶇，成功需要極大的努力和天分，而成功的人為數不多。

她們之中，絕大多數都從事通常認為與傳統婦女氣質一致的活動，例如表演和（中產階級婦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寫作。1895年所記載的英國“當代婦女”，絕大多數都是作家（48人）和舞台人物（42人）。[21] 法國的柯萊特（Collette，1873—1954年）便兼有兩種身份。在1914年前，已經有一位婦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的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909年］。專業性事業之門也為婦女敞開，例如，在教育界和新興的新聞業，前者是隨著女子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長而開始；後者則是始於英國。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中，政治活動和激進公共活動成為另一種有前途的選擇。1895年的英國傑出婦女中，最大的一個百分比（1/3）是列為“改革家、慈善家”等。事實上，如來自專制政體下的俄國而在各個不同國家從事活動的若幹婦女［羅莎·盧森堡、維拉·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亞歷山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安娜·庫裏斯齊奧夫（Anna Kuliscioff）、安吉莉卡·巴拉班奧夫（Angelica Bala-banoff）、愛瑪·戈德曼（Emma Goldman）］，以及其他國家的少數幾位婦女［英國的貝阿特麗斯·韋布，荷蘭的亨麗埃塔·羅蘭——霍爾斯特（Henrietta Roland-Holst）］所說明的，社會主義和革命性政治活動，為她們提供了別處趕不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