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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有另外一股女權主義混入關於婦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辯論之中，此即性解放。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許多婦女公開傳播類似節育這種得到正派人士支持的主張，卻遭到無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貝贊特夫人的子女撫養權因此被剝奪；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瑪麗·斯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撫養權稍後也被剝奪。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進入任何運動的組織。只要在必要時能夠保持體面，普魯斯特（Proust）偉大小說中的巴黎上等階級社會，或像納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這類獨立而且往往準備充足的女同性戀，會很輕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論它是正統還是異端。但是，像從普魯斯特的小說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將性解放和社會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會的轉型混為一談，而且，他也不歡迎這樣的轉型。相反，社會革命分子的確致力於婦女性選擇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爾所贊美的傅立葉（Fourier）性烏托邦，尚未完全被遺忘］，而這樣的運動吸引了反傳統者、烏托邦主義者、狂放不羈者，以及各種各樣的反文化宣傳者，包括那些宣稱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寢的人。像愛德華·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這樣的同性戀，像哈夫切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這樣擁護性寬容的人，以及像貝贊特和奧利弗·施賴納（Olive Schreiner）這類各具品位的解放婦女，均被吸引到19世紀8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小圈子裏。沒有結婚證書的自由結合不僅被接受，在反教權運動特別強烈的地方，它簡直是必需。可是，從列寧日後與太過注意性問題的女性同志發生小沖突一事，可以看出關於“自由戀愛”應該指什麽，而它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又占了什麽樣的地位，大家的意見仍然很不一致。心理學家奧托·葛羅茲（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也是弗洛伊德早期的學生。他的成功，是通過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識和藝術環境［至少是通過他的情人裏希特霍芬（Richthofen）姊妹——韋伯、勞倫斯（D. H. 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過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這樣提倡無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對馬克思沒有什麽好感的尼采派哲學家。雖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羈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贊頌（但也遭到其他人的反對，說他是道德之敵），而且贊成任何會毀滅現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卻是一個幾乎無法放進任何政治組織的自負者。簡而言之，就作為一項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問題要多。在反傳統先鋒的圈子外，它的計劃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個大問題，是在一個擁有平等權利、機會和待遇的社會中，婦女的未來確切性質是什麽。在此，要緊的是家庭的未來，因為它的關鍵在於為人母的女性。婦女由家務的負擔中解放出來比較容易想象，中等和上等階級（尤其是在英國），大致借著用人和借著將其男性子孫及早送進寄宿學校的辦法，擺脫家務的負擔。在一個用人不容易請到的國家，美國的婦女向來鼓吹節約勞動力的家庭技術轉型，如今也開始如願以償。在1912年的《婦女家庭雜志》（Ladies Home Journal ）中，克裏斯蒂娜·弗雷德裏克（Christine Frederick）甚至將“科學管理”引進家庭（參見第二章）。1880年以後，煤氣炊具開始普及，不過速度不是很快。自戰前的最後幾年起，電氣炊具也開始普及，而且比較快速。“真空吸塵器”一詞在1903年出現，而1909年以後，電熨鬥已出現在持懷疑態度的公眾面前。但是它們的勝利還有待兩次大戰的間歇期的到來。衣服的燙洗也開始機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現），1880—1910年間，美國洗衣機產量增加了5倍。[23] 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工藝技術的理想國抱有同樣的熱忱。他們贊成比較集體化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於幼兒學校、托兒所和食堂的供應（如早期的學校餐廳），以便婦女可以將為人母的責任與工作和其他活動結合在一起。

婦女解放運動難道不會指向以某種其他的人類組合方式，取代現有的核心家庭嗎？在這個民族學空前發達的時代，人們已知道核心家庭絕不是歷史上唯一的家庭形式。芬蘭人類學家韋斯特馬克（Westermarck）的《人類婚姻史》（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1891）到1921年時已銷售了五版，並被譯為法文、德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已做出必要的革命性結論。可是，雖然烏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開始實驗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產物將是位於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屯墾制度），但我們卻可以有把握地說：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領袖和甚至更絕大多數的支持者，更別提沒有那麽“進步”的個人，他們對未來的展望，是雖有轉型核心但基本不變的家庭。但是，對於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親為其主要事業的婦女，大家的看法卻不一致。正如蕭伯納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記者所說的，婦女的解放主要是關於她自己。[24] 雖然有些社會主義的溫和派為家庭和爐灶辯護（例如德國的“修正主義者”），但左翼的理論家一般都認為婦女的解放將因其出外就業或對外界的興趣而達成，因而他們極力地鼓勵之。可是，一旦把解放和為母之道結合起來，問題就沒那麽容易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