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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明顯的原因，歷史學家比較容易記錄追求婦女解放的有意識運動，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屬於男性生活的禁區的婦女。兩者都包括能言善辯，以及因為稀少而有記錄可稽的西方少數中等和上等階層婦女。這些記錄之所以完善，是因為她們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為她們的存在，便曾引起無數的抗拒和辯論。這些少數婦女的高可見度，減低了人們對婦女社會地位發生了歷史性改變的注意。歷史學家對於這種歷史性的改變，只能間接覺察。誠然，如果將注意力集中於其好鬥的發言人，甚至婦女解放運動的有意識發展，也無法完全予以把握。因為這個運動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國、美國、（可能）斯堪的納維亞和荷蘭以外的大多數運動參與者，並不認同於特殊的女權主義。相反，她們比較認同於一般性解放運動（如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婦女解放部分。不過，我們還是必須簡略看一看這少數人。

如前所述，各種特殊的女權運動規模不大，在許多歐洲大陸國家，它們的組織只包括幾百或者最多一兩千人。它們的成員幾乎完全來自中產階級，而它們與資產階級的認同，尤其是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認同，給了它們力量，也決定了它們的極限。在富裕和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以下，婦女的投票權、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外出工作和參加專門職業團體，以及爭取和男性一樣的法律地位和權利（尤其是財產權），都不容易像其他問題那樣引起共同為社會除惡的熱忱。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中產階級婦女之所以能有相當的自由去爭取這些要求，至少在歐洲，是因為她們將家事的重擔交給一群人數多得多的婦女——她們的仆人。

中產階級女權主義的極限，不僅是社會和經濟的，也是文化的。她們的運動所渴望的那種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與男人享有同樣的待遇，以及以個人（不論性別）的身份參加社會生活——是建立在一種與傳統“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樣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來說，想要借著將其妻子由蟄居帶進“客廳”，以表示他們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卻在他們與婦女之間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緊張氣氛。因為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們失去無疑是屬於她們的那部分家庭——雖然是附屬性，但卻可以完全自主——之後，她們能得到什麽。[17] 定義明確的“婦女範圍”——不論是婦女個人在家庭的關系上，或集體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成員上——或許會讓進步人士認為那只是壓抑婦女的一個借口，而且，事實顯然也是如此，然而，隨著傳統社會結構的削弱，卻更是如此。

可是，在這種限制範圍之內，它已賦予婦女個人和集體力量，而這些力量不完全是可以忽視的。比方說，她們是“語言、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的承傳者，“輿論”的基本制造者，某些公共行動（如保衛“道德經濟”）世所公認的發起者，而同樣重要的是，她們不但是學會操縱她們男人的人，也是在某些主題和形勢上，男人應當順從的人。男人對女人的統治，不論在理論上有多麽絕對，在集體的實行上並非沒有限制。這個情形和專制君主的神權統治並非無限制的專制政治一樣。這個說法並不是要為那種統治辯護，但是它可以有助於解釋：為什麽許多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之下已學會操縱這個制度的婦女，會對自由主義中產階級的要求冷淡以對，這些要求看起來並無法提供這種實際的有利條件。畢竟，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社會，絕不愚蠢、往往也不被動消極的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法國婦女，也沒有群起支持爭取婦女投票權的奮鬥。

由於時代在改變，加上婦女的附屬性又是普遍、公開而且令男子驕傲的事實，因此婦女解放運動還是有充分的活動空間。矛盾的是，這些運動之所以在本時期有可能得到婦女大眾的支持，並非因為它們是什麽特殊的女權運動，而是因為它們是人類普遍解放運動中的婦女那一部分。因而，遂成了新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訴求之一。它們特別致力於婦女的解放：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有關社會主義最受歡迎的闡述，是倍倍爾的《婦女和社會主義》（Woman and Socialism ）。事實上，社會主義運動為演藝人員和極少數甚受人喜愛的精英女士以外的婦女，提供了最優惠的公共環境，去發展她們的個性和才能。但是它們的目標尚不止此，它們還允諾社會的整體轉型，而如同每個重視實際的婦女都很明白的，這表示必須改變男女兩性的古老模式。（這並不是說這種轉型將如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所預料的，只采取社會革命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