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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家庭大小的新形式，幾乎可以確定不是基於同樣的動機。在城市中，它們無疑是源於對較高生活水準的渴望，這種情形尤以人數日增的下層中產階級為然。這些人無力承擔同時支付許多幼小子女的開銷和購買現在有可能購買的更多日用品與服務的重負。因為在19世紀，除了貧窮的老年人以外，沒有人比收入低而又有一屋子小孩的夫婦更為貧窮。但是，節育的原因或許也部分是由於這個階段的某些改變，使子女更多地成為父母的拖累。例如：子女上學和受訓練的時期越來越長，他們在經濟上必須依靠父母，而有關童工的禁令和工作的都市化，也減少或淘汰了子女對於父母來說微薄的經濟價值。比方說，在農場裏，他們可以幹一點兒活。

同時，在對待子女的態度上，以及在男人和女人對人生的期望上，節育都指出了重大的文化變遷。如果希望子女日後能比父母過得好（對前工業時代的大多數人而言，這是既不可能也不為人所期望的），則必須讓他們的人生擁有較好的機會，而較小的家庭可使父母給每一個子女更多的時間、關懷和財力。而且，這個“改變和進步的世界”已經打開了改善社會和就業機會的大門，如今的每一代都可期望比上一代擁有更多機會，而這也告訴了男男女女：他們自己的人生，不必只是他們父母人生的重復。道德家或許會對只養育一個或兩個孩子的法國家庭大搖其頭，可是無可懷疑的，在夫婦私下的枕邊談話中，節育卻暗示了許多新希望。

因此，節育的興起指出了新結構、新價值和新期望。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改變已滲透到西方勞動階級的婦女圈內。不過，她們之中，絕大多數只受到極微小的影響。事實上，她們大致皆居於“經濟系統”之外。傳統上所謂的“經濟系統”，只包括那些自稱受雇或有“職業”的人（家庭雇傭不算）。19世紀90年代，在歐洲的已開發國家和美國，大約2/3的男性，都在這個標準下被分類為“有職業的”，而大約3/4的女人（在美國是87%）是“無職業的”。（不同的分類法可能產生不同的數字。因而，奧匈帝國的奧地利那一半，包括47.3%的就業婦女，而在經濟狀況迥然不同的匈牙利那一半，只包括不到25%的就業婦女。這些百分比是以全民為根據的，孩童和老人都算在內。[4] ）更精確地說，在所有介於18歲到60歲之間的已婚男人之中，95%在這個意義上都是“就業者”（如在德國），而19世紀90年代時，所有已婚婦女當中，只有12%的人是“就業者”。不過一半的未婚女人和大約40%的孀婦，都是有職業的。

即使是在鄉村，前工業時代的社會也不全是一成不變。生活的條件在改變，甚至婦女生存的模式也不會代代相同。不過，除了氣候或政治災禍以及工業世界的影響會造成戲劇性的改變以外，在這50年中，我們幾乎看不出任何戲劇性的變化。對於世界“已開發”地區之外的絕大多數農村婦女而言，工業世界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她們生活的特點，是家庭責任和勞動的不可分割。她們在同一個環境裏恪盡這兩種責任。在這個環境中，絕大多數的男人和婦女從事他們因性別而不同的工作——不論這個環境是在我們今日所謂的“家庭”或“車間”。農夫需要妻子做飯和生小孩以外，也需要她們種田；手藝工匠需要妻子幫著做活。有某些職業——例如軍人或水手——可以長期地將許多男人單獨集合在一起，而不需要女性，但是卻沒有任何一種純粹的女性職業（或許賣淫或與之類似的公共娛樂是例外），其大多數時間通常不是在某個家庭環境中工作的。因為，即使是受雇為仆人或農業勞工的未婚男女，也是住在雇主家中。只要世界上大部分的婦女繼續像這樣生活，為雙重的勞動和比男性低微的身份所桎梏，那麽對於她們，我們所能說的頂多也不過是孔子、穆罕默德或《舊約》時代所能說的那一套。她們不是不在歷史裏面，而是不在19世紀的歷史裏面。

誠然，其生活模式當時正受到經濟革命所改變（不一定變好）的勞動階級婦女，其人數很多，而且日益增加。改變她們的那種經濟，其第一個方面便是今日我們所謂的“初始工業化”，即適應廣大市場而出現的家庭手工業和外包工業的驚人增長。只要這樣的工業繼續在結合了家庭與生產的環境中作業，那麽它便無法改變婦女的地位。不過，有些家庭手工制造業特別適合女性（像制造花邊或編草帽），因而給了農村婦女稀有的優越條件：她們可以不必依賴男人而賺取一點兒現金。然而，家庭手工業一般所促成的，卻是減弱傳統上男女工作的差異，尤其是家庭結構和策略的轉型。一旦兩個人達到工作的年齡，便可以成家；子女是家庭勞動力的可貴生力軍，因此在生孩子時，不需要考慮農民擔心的土地繼承問題。因此，傳統上用來平衡下一代與其賴以維生的生產方式的復雜機制，即控制結婚年齡、選擇婚姻對象與控制家庭的大小和繼承等，也宣告崩潰。對於人口增長的後果曾有許多討論，但是與本章有關的，是它對於婦女生活史和生活模式的較為直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