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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來，由西方中產階級的脈絡來思考本書所論時期一半人的歷史，似乎是荒謬的。畢竟，西方的中產階級，即使是在“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或開發中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過是一個較小的群體。可是，就歷史學家將其注意力集中在婦女身份的改變和轉型這一點來說，這樣做卻是合理的。因為這些改變和轉型中有最驚人的一項——“婦女解放運動”。在這一時期，其開拓與推進幾乎仍限於社會的中產階級，並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於就統計數字而言較不重要的社會上層階級。雖然這一時期也產生了數目雖小但卻前所未有的活躍婦女，在以前完全屬於男人的領域成就卓著，例如羅莎·盧森堡、居裏夫人（Madame Curie）、貝麗阿特斯·韋布，但在當時，婦女運動的規模仍然相當有限。盡管如此，它還是大到不僅可以推出一小群開拓者，也能夠在資產階級的環境中，造就一種新人類——“新女性”。由19世紀80年代起，男性觀察家開始對她們進行思考與爭論。她們也是“進步作家”的主人翁，比如易蔔生筆下的娜拉（Nora）和麗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以及蕭伯納的女主角——或者更準確地說——反派女主角。

就世界絕大多數的婦女而言，那些住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和南歐農業社會的婦女，其情形尚沒有什麽改變；任何地方的大多數勞工階級婦女，其境況的改變也都很小。不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例外的，即1875年後，“已開發”世界的婦女生育子女數目開始顯著下降。

簡而言之，世界上的這一部分，顯然是在經歷所謂的“人口學上的變遷”，由古老模式的某個形態，大致說來便是由高死亡率所中和的高生育率，改變到現在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為低死亡率所補償的低生育率。這一轉變如何又為何發生，是人口史家所面對的大難題之一。就歷史來說，生育率在“已開發國家”的陡降是相當新鮮的事。

附帶一提：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無法同時下降，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人口的壯觀激增。雖然部分由於生活水準提高，部分由於醫學革命，死亡率已呈戲劇性下降，可是在第三世界絕大部分地區，生育率仍然很高，直到戰後30年才開始下降。

在西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配合較好。生育率和死亡率顯然影響到婦女的生活和感情，因為影響死亡率的最突出的因素，是一歲以下嬰兒死亡率的陡降，而這種陡降在1914年以前的幾十年間也成為明確的趨勢。比方說，在丹麥，19世紀70年代，1 000個新生兒中，平均有140個夭折，但是在1914年前的倒數5年中，這個數字保持在96左右。在荷蘭，這兩個數字是將近200和100多一點兒。（在俄國，20世紀最初10年的早期嬰兒夭折率大約是250‰，而19世紀70年代，大約是260‰。）不過，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較少的子女生育數要比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對婦女的人生改變更為顯著。

婦女的晚婚、不婚（假定非婚生子女的人數不增加），或某種形式的節育辦法（所謂節育，在19世紀幾乎等同於禁欲或中止性交），都可確保較低的生育率。（在歐洲，我們可以不考慮大規模殺嬰。）事實上，西歐行之已有數百年的特殊婚姻模式，都曾使用過上述辦法，但以前面兩種居多。不同於非西方國家的一般婚姻模式——也就是女孩子早婚，而且幾乎沒有一個不婚——前工業時代的西方婦女往往晚婚（有時20多近30歲才結婚），而單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即使在18、19世紀人口快速增加的時期，在“已開發”或“開發中”的西方國家，歐洲的生育率也比20世紀第三世界的生育率低，而其人口增長率，不論照過去的標準看來如何驚人，也比20世紀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率低。不過，當時已有婦女結婚率提高的一般傾向，而且她們的結婚年齡也較前提早，然而生育率卻呈現下跌之勢，這意味著刻意的節育必然已經相當普遍。對於這個令人激動的問題，有的國家正在自由討論，有的國家則討論得較少。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討論的重要性，遠比不過無數對夫婦有力而沉默地決定“限制其家庭人數”。

在過去，這樣的決定大多是維持和擴大家族財力策略的一部分。由於絕大多數的歐洲人都住在鄉下，因此這個策略的目的便是確保土地可以世代相傳。19世紀控制後裔人數的兩個最驚人的例子，是大革命後的法國和大饑荒後的愛爾蘭，其動機主要是農民想借由減少土地可能的繼承人數目，來防止家族土地分散零落，在法國的情形是減少子女的人數；在比較虔信宗教的愛爾蘭，則是借由將平均結婚年齡提高到歐洲有史以來的最高點，使單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數量增多（最好是用宗教上受人尊敬的獨身形式），當然還包括將多余的後嗣全部送到海外充當移民等方式。因而，在這個人口增長的世紀便出現了罕見的例子：法國的人口保持在只比穩定多一點兒的水平，而愛爾蘭的人口事實上是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