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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而言，我們可以把19世紀的工業化（用其最廣泛的意義），視為一個往往將婦女（尤其是已婚婦女）排擠出經濟體系的過程。在這個經濟體系的正式定義中，唯有能從中獲取個人現金收入者，才算是“受雇者”。這種經濟學至少在理論上將娼妓的收入算作“國民所得”，但不將其他婦女類似但無報酬的婚姻或婚外活動納入“國民所得”；它將有報酬的仆人算作“受雇者”，但無報酬的家務勞作排除在外。它使經濟學上所承認的“勞動”在某種程度上男性化，就好像在對婦女工作深具偏見（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2節）的資產階級世界，它造成了企業的男性化一樣。在前工業時代，親自照顧產業或事業的婦女雖然並不普遍，但是仍得到承認。到了19世紀，除了下層社會以外，她們越來越被視為反常的怪物。在下層社會，窮人和較低階級的卑下地位，使人們不可能將為數眾多的女性小店主和市場女販，旅館和宿舍女管事、小商人和放利者看得那麽“反常”。

如果說經濟被如此男性化，那麽政治也是。因為，當民主化挺進而地方性和全國性的投票權在1870年以後逐步擴大時（參見第四章），婦女卻被有計劃地排除在外。因此，政治基本上成為男人的事，只在男人所聚集的酒館或咖啡館中，或在男人參加的集會中討論。而婦女則被局限於私人的生活中，因為當時認為只有這樣才適合她們的天性。這也是一種相當新的想法。在前工業社會的大眾政治（從村落的輿論壓力，到贊成舊式的“道德經濟”暴動，乃至革命和臨時建築的防禦工事）中，貧窮的婦女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具有為大眾所承認的地位。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遊行到凡爾賽宮，向國王表達人們對控制食物價格之要求的是巴黎的婦女。在政黨和普選的時代，她們卻被撇在一邊。如果她們還能施展任何影響力，那也必須通過她們的男人。

事實上，最受這些過程影響的是19世紀最典型的新階級婦女，即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婦女。對農村婦女、小工匠和小店主等的妻女而言，她們的情況改變不大，除非她們和她們的男人也被卷進這個新經濟體系當中。事實上，在新處境中經濟無法獨立的婦女，與在舊日卑下處境中的婦女，其差異並不很大。在這兩種處境中，男子都是具有支配力的一方，婦女則是次等人——由於她們根本沒有公民權，我們甚至不能稱她們為次等公民。在這兩種處境下她們都得工作，不論她們有沒有工資。

在這幾十年間，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婦女，都看到她們的地位因為經濟的關系而有相當大的變化。首先，結構的轉型和科技本身已改變並大大增加了婦女就業賺取工資的範圍。除了幫傭業的式微外，最驚人的變化首推出現了許多以女性為主要從業人員的職業：商店和辦公室中的職業。在德國，女性店員由1882年的3.2萬人（總數的1/5），增加到1907年的17.4萬人（大約是總數的40%）。在英國，1881年時，中央和地方政府雇傭了7 000名婦女，但是1911年時卻雇傭了7.6萬名。“商業和企業書記”的數目，由6 000人增加到14.6萬人——這得歸功於打字機。[8] 小學教育擴大了教學的行業，這種職業在若幹國家（例如美國，在英國也日漸普遍）驚人地演變成女性的行業。甚至在1891年的法國，應征成為“共和國黑色輕騎兵”那種待遇不好的終身軍人的女性數量也首次超過男人；[9] 因為婦女可以教導男孩，但讓男人去承受教育人數日益增加的女學生的誘惑，卻是不可思議的。於是，某些這種新空缺遂可加惠於工人乃至農民的女兒，不過更多的是加惠於中產階級和新舊下層中產階級的女兒。她們尤其感到有吸引力的，是那些相當為社會所尊敬或者（犧牲其較高工資水準）被視為為了賺取“零用錢”而工作的職位。（“管理倉庫的女孩子”和秘書通常來自家境好一點兒的人家，因而往往可得到其父母的津貼……在幾種行業中，例如打字員、秘書和店員……我們可以看到現代女孩子那種“打工”的現象。[10] ）

婦女社會地位和期望的改變，在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間呈現得異常明顯。不過，婦女解放運動比較明顯的各方面，當時還大致局限於中產階級的婦女。我們不需要過分注意其最壯觀的一面——有組織的女性“參政權擴大論者”（suffragists）和“婦女參政權論者”（suffragettes）為婦女投票權所做的積極的，（在英國等國家）甚至戲劇化的活動。以一種獨立的婦女運動來說，它除了在少數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以外，並不具太大的重要性。而即使是在這幾個國家，它也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達到目的。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主張婦女參政已成為一種重要現象，它雖然可衡量出有組織女權運動的公眾力量，但在進行的同時，卻也顯示出它的重要缺陷——其訴求主要僅限於中產階級。像婦女解放運動的其他方面一樣，在原則上，婦女選舉權受到新興勞工和社會主義政黨的強烈支持，而至少在歐洲，這些政黨事實上對解放後的婦女，提供了可以參與公共生活的絕佳環境。然而，雖然這個新的社會主義左翼（不像過去強烈男性化、激烈民主和反教權的左翼部分）與主張婦女參政的女權主義重疊，而且有時受它吸引，但卻無法不看到大多數工人階級婦女在疾苦下的辛勞。這些疾苦比政治權利被剝奪更為迫切，而且不大可能因取得投票權而自動消除。然而，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婦女參政權論者卻不重視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