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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在這個帝國紛建、民族國家主義擴張和戰爭日漸迫近的時代，這些情操已經不再切合世界的政治實況。一個人如果曾在20世紀重述那些在19世紀60年代，乃至19世紀80年代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普遍經驗的常識，那麽到了1910年時，他會發現上述常識已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蕭伯納（Bernard Shaw）的戲劇，在1900年後便因這樣的沖突而得到一些喜劇效果］。[40]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預期：現實取向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多半會對其自身的立場動搖采取迂回曲折、避重就輕的解釋，要不便是保持緘默。事實上，這正是英國自由黨政府首腦所采用的辦法，他們一面答應讓英國參戰，一面又假裝不答應。但是我們看到的還不止於此。

當資產階級的歐洲在越來越舒適的物質生活中走向災難時，我們觀察到一個資產階級的奇異現象，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輕人和知識分子中間的奇異現象。他們心甘情願地，甚至熱切地躍進地獄。我們都知道那些像墜入情網般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歡呼的年輕男子。（1914年前，未來年輕女子的那種好鬥性，還不容易看出來。）一位平常極其理性的費邊社會主義者和劍橋使徒——詩人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寫道：“感謝上帝讓我們生活在這一刻。”意大利未來派作家馬裏內蒂（Marinetti）寫道：“只有戰爭知道如何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銳，使神經更愉快、更活潑，使我們從每日背負的重壓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癡具有才能。”一位法國學生寫道：“在軍營的生活和炮火之下，我們將體驗到我們內在法國力量的最大迸發。”[41] 但是，很多較年長的知識分子——他們之中有的命長到懂得懊悔的時候，也將以欣喜和驕傲的宣言迎接戰爭。在1914年之前的許多年，已有人觀察到歐洲人棄絕和平、理性和進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發展。有一部研究那個時期英國歷史的重要著作，便把其書名定為“自由主義英國的離奇死亡”。

我們可以將這個書名延伸到整個西歐。在他們新近收獲的物質享受中，歐洲中產階級卻感到渾身不自在（雖然當時新世界的商人還沒有這樣）。他們已喪失了他們的歷史使命。那些無條件地衷心贊頌理性、科學、教育、啟蒙運動、自由、民主和人類進步——這些資產階級一度驕傲顯示的事物——的歌曲，如今只能出自那些思想結構屬於過去那個時代、跟不上新潮流的人。在其1908年發表的《進步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rogress ）一書中，才華橫溢而又富反叛性的思想怪傑索雷爾，就針對工人階級而非資產階級做出此警告。知識分子、年輕人和資產階級政客，在瞻前顧後之余，仍無法相信這一切都是或將是為了最好的未來。然而，歐洲上等和中等階級的一個重要部分，卻保持了對未來進步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因為這個信念是以他們最近處境的驚人改進為基礎的。這一部分包括婦女，尤其是1860年後出生的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