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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長久以來的特殊意識形態和忠誠，在這段時期所發生的危機，除了對某些自命虔誠的天主教群體以外，至少在歐洲，又使這個問題更為嚴重，而且還毀壞了19世紀資產階級的強固輪廓。因為資產階級向來不僅信仰個人主義、自我尊重和財產，也信仰進步、改革和溫和的自由主義。在19世紀上層社會永恒的政治戰鬥（“運動”或“進步”派與“秩序派”之間的戰鬥）中，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無疑是站在“運動”的一方，不過，他們對秩序也非完全無動於衷。但是，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進步、改革和自由主義此刻都出現了危機。當然，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毋庸置疑，而至少在大蕭條的懷疑與猶豫心態之後，經濟的進步似乎還是可以斷言的，雖然它引起了通常由危險顛覆分子所領導的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如前所見，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進步是一個充滿問題的概念。至於文化和道德領域的情形，則似乎越來越使人感到迷惑。什麽樣的時代能塑造出尼采和巴雷斯？他們在20世紀成為年輕一輩的精神領袖，而這些年輕人的父輩當年在思想上卻是受到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0—1882）的指引。

隨著德國資產階級世界的得勢和成功，這種情勢的知識面顯得更令人迷惑。在德國，中產階級的文化向來與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簡單明了的風格不太親近，然而，啟蒙運動卻深植於法英兩國的自由主義當中。德國在科學和學術上，在工藝和經濟發展上，在禮貌、文化和藝術上，以及同樣重要的在國勢上，無疑都是一個巨人。或許，就各方面來說，它是19世紀最可觀的國家成功故事。它的歷史顯示了進步。但是，它真的信奉自由主義嗎？就算它信奉自由主義，19世紀末德國人所謂的自由主義，與19世紀中葉為大家所接受的各種真理，又有什麽共同之處？德國大學甚至拒絕傳授在其他地方已普遍接受的那種經濟學（參見第十一章）。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是來自完美的自由主義背景，畢生自視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而事實上，就德國的標準而言，也是一個十足的左翼自由主義者。可是，他也激烈地信仰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並且至少一度傾心於右翼民族主義，以至加入了泛日耳曼聯盟。或者還可以看一看托馬斯·曼兩兄弟的文學內戰。海因裏希·曼［Heinrich，德國以外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或許（而且不公平的）是因為他的作品曾被改編成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所主演的電影《藍天使》（Blue Angel ）］是一位古典理性主義者和親法的左翼分子。托馬斯·曼卻激烈地批評西方“文明”和自由主義，並拿它們（以熟悉的條頓民族方式）與德國的“文化”對比。可是，托馬斯·曼的整個事業，尤其他對希特勒興起和勝利的反應，說明他的根源和內心是屬於19世紀自由主義的傳統。這兩個兄弟中，哪一個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德國資產階級的立場又是什麽？

再者，如前所述，當各自由政黨的優勢在大蕭條期間紛紛崩潰之際，資產階級政治也變得更為復雜、分化。在英國，從前的自由主義者轉趨保守；在德國，自由主義分化式微；在比利時和奧地利，它的支持者轉向左派和右派。所謂“自由主義者”究竟是代表什麽？或者，甚至在這些情形下的“自由主義者”究竟是什麽意思？一個人必須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嗎？畢竟，20世紀時，在大多數國家中，典型的企業和專業階級成員，往往公然站在政治中心的右方，而且，在他們的下面，還有人數日增的新興中層和下層中產階級。這些人對公然反對自由主義的右翼，具有發自內心的親近感。

舊有的集體認同逐漸削弱的情形，又因兩個越來越迫切的問題而顯得更為明顯。這兩個問題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參見第三章和第六章）和戰爭。在此之前，自由資產階級並不熱衷於帝國征服，雖然（矛盾的是）其知識分子應該對治理印度這個最大的帝國主義財產的方法負責（參見《革命的年代》第八章第4節）。資產階級雖然可以讓帝國的擴張和自由主義取得協調，但是往往無法使它們融洽一致。關於征服，最激烈的鼓吹者通常更為右傾。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在原則上既不反對民族主義也不反對戰爭。然而，他們向來只不過把“國家”（包括他們自己的國家在內）視為演化的一個臨時階段，這個演化將朝向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社會和文明。他們對那些在他們看來顯然無生活能力之弱小民族的獨立要求，抱有懷疑態度。至於戰爭，雖然有時是必要的，但是應該予以避免，戰爭只能在信奉軍國主義的貴族和不文明的人群中引起熱切的情緒。俾斯麥那句切合實際的名言，即德國的問題只能以“鐵和血”來解決，其用意便在於恐嚇19世紀中葉信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民眾。而到了19世紀60年代，它也果然達到了這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