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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成員在這個富裕的年代開始遊手好閑，並迅速遠離此前賦予他們身份、責任和奮發精力的清教徒倫理——強調工作、努力、節約致富、責任和道德熱誠的價值觀——這個富有征服性的資產階級時代還繁榮得起來嗎？如我們在本書第三章中已經看到的，恐懼（不，應該說是恥辱）、害怕和羞於在未來當寄生蟲的想法困擾著他們。閑暇、文化、舒適都是很好的事。（這個“閱讀《聖經》的一代”仍牢記上帝對金牛崇拜者的懲罰，對於以奢侈浪費公開炫耀財富之舉，仍然抱相當的保留態度。）但是，這個把19世紀據為己有的階級，不是正在從它的歷史命運中退縮嗎？它如何（如果辦得到的話）能將它過去和現在的價值觀念調和在一起？

這個問題在美國幾乎尚未出現。在美國，雖然有些企業家為他們的公共關系發愁，但是這些生氣勃勃的企業家，並未感覺到什麽不確定的痛苦。只有在新英格蘭那些獻身於大學教育和專業服務的世家當中，如詹姆士家族（Jameses）和亞當斯家族（Adamses），才能找到對其社會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男女。關於美國的資本家，我們只能說：他們有的賺錢賺得太快，而且賺進的是天文數字，以至他們的教育強迫他們反對下面這項事實，即對人類、甚至對資產階級而言，單是資本積累本身，並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標。（卡內基說：“聚積財富是一種最壞的偶像崇拜，沒有任何偶像崇拜比對金錢的崇拜更有損人格。如果我再繼續因商業而憂慮不已，而且專心致志於在最短的時間裏賺錢，必將使自己淪落到萬劫不復的地步。”）[37] 然而，絕大多數的美國商人不能與公認非凡的卡內基相提並論，卡內基捐了3.5億美元給世界上各種傑出的奮鬥目標和個人，同時卻沒有明顯影響到他在斯基波堡（Skibo Castle）的生活方式。他們也不能和洛克菲勒相提並論，洛克菲勒仿效卡內基慈善基金的新辦法，在他於1937年逝世之前，其所捐出的款項已較卡內基更多。這種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像搜集藝術品一樣，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可使他們在日後公眾的心目中留下慈善家的形象，以美化他在其工人和商業競爭對手眼中的無情掠奪者形象。對於絕大多數的美國中產階級來說，致富，或者至少相當富有，仍然是人生的一個充分目標，也是其階級和文明的充分理由。

在進入經濟轉型時代的西方小國中，我們也覺察不出什麽大資產階級的信心危機。例如，易蔔生曾寫過一部著名的戲劇來敘述一群挪威地方市鎮上的“社會棟梁”（1877年出版）。和俄國的資本家不一樣，他們沒有理由感覺到整個傳統社會的分量和道德，由大公們到農夫，更別說受他們壓榨的工人，都跟他們針鋒相對。與此正相反，在俄國這個國家的文學和生活中，我們看到令人驚奇的現象，如以其勝利為恥的那個商人［契訶夫所著《櫻桃園》（Cherry Orchard ）中的洛巴克興（Lopakhin）］，以及資助列寧等共產黨員的偉大紡織業巨子兼藝術贊助人薩瓦·莫洛佐夫（Savva Morozov）。不過，即使是在俄國，迅速的工業進步也為他們帶來自信。矛盾的是，後來將1917年的二月革命轉化為十月革命的，是俄國雇主在前20年間所得到的信念，即“在俄國，除了資本主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經濟制度”，而且俄國的資本家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其工人就範。（如一位中庸的工業領袖在1917年8月3日所雲：“我們必須堅持……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在當前這個時代，資產階級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由於不可避免，便應該得到一個完全合乎邏輯的結論：那些統治國家的人，應該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思想和行動。”）[38]

無疑，在歐洲已開發的部分，許多商人和成功的專業人員，仍然感到時機對他們有利，可以揚帆乘風破浪。不過，傳統上支撐這些帆的兩根桅杆，此刻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這兩根桅杆，一是由業主所經營的公司，另一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當時，一位德國的經濟史家確曾如釋重負地談道：受薪職員所經營的大企業和自主企業家在卡特爾中失去的獨立，“距離社會主義還很遠”。[39] 但是，單是私人企業和社會主義可以如此相提並論一事，已經說明了這個時期的新經濟結構，與眾所公認的私人企業理想有多大的距離。至於資產階級家庭基礎的削弱（其婦女成員的解放是一大要因），如何能不損傷到這個對其仰賴甚巨的階級的自我詮釋（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2節）？對這個中產階級而言，“可敬”即等於“道德”，而道德又極端仰賴於其婦女的外在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