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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實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費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兒女以及其他親戚所從事的非營利活動上。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這是婦女解放運動中的一項重要因素（參見第八章）。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以為，為了這個目的，必須要有“自己的一個房間”，亦即一年500英鎊，而韋布夫妻偉大的費邊式聯姻，是以她在結婚時獲贈的一年1 000英鎊為基礎。許多良好的奮鬥目標都從不支薪的協助和財務贊助中獲益，這些目標從借由對窮人進行社會服務以達成和平和節制飲酒——這是中產階級積極分子清理貧民窟的時代——到支持非商業性藝術。20世紀早期的藝術史，充滿了這樣的贊助。一位叔父和一連串貴婦的慷慨，成全了裏爾克（Rilke）的詩歌，盧卡奇（Lukacs）的哲學和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的詩歌，以及卡爾·克勞斯的社會評論，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業所資助；家族企業也使托馬斯·曼在他的文學生涯開始獲利之前可以專心寫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話：“紅利進門，高尚的思想升起。”它們在別墅和公寓內外升起，這些地方的陳設，是采用“藝術及工藝”運動（art-and-crafts movement）的風格，這項運動仿自中古工匠對那些付得起工資者所采用的辦法。它們也在“有教養的”人家升起，對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對的，即使此前認為是不可敬的職業，也可以如德國人所雲：請進家來。後清教徒時代中產階級的另一奇怪發展，是到19世紀末它已隨時願意讓它的子女走上職業性舞台——這時舞台已獲得公眾的認可。比徹姆藥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繼承人托馬斯·比徹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選擇把時間花在指揮戴留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貿易業人家的子弟，英國著名作曲家］和莫紮特（Mozart，無此優異條件）的樂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