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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最頂層的一萬人”（upper ten thousand，意指上流社會）的排他性比較容易建立，卻無助於解決“最頂層的10萬人”的問題（這些人居於頂尖人物和老百姓之間的不明確地帶），更無助於解決更為龐大的下層中產階級的問題。下層中產階級與下層工資較高的技術工人之間，在財產上差距極小。他們的確屬於英國社會觀察家所謂“雇得起傭人的階級”，在約克（York）這樣的地方大城，他們占了總人口的29%。雖然19世紀80年代以後，家仆的人數不再上升或者甚至下降，因而趕不上中產階級的發展速度，可是除了美國以外，中層甚至下層中產階級不雇用傭人還是一件無法想象的事。就這一點而言，中產階級還是一個主子階級（比較《資本的年代》），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可使喚幾名女仆的主婦階級。他們一定會讓他們的兒子，甚至越來越多地包括他們的女兒，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因為這可使男人有資格擔任預備軍官（或1914年英國平民軍隊中的“暫時紳士”），也可使他們成為有望駕馭其他人的主子。但是，他們之中有為數龐大而且不斷增加的成員，在正式的意義上已不再是“獨立的”，他們已成為從雇主那裏賺取工資的人，即使這樣的工資用了其他比較委婉的名稱。在舊日那種特指企業家或獨立專業人士的資產階級，以及那些只承認上帝或政府權威的人士之外，現在有一個新的中產階級逐漸壯大，這些人是在政府團體和高科技資本制度中工作的受薪經理、行政主管和技術專家，這樣的公私階層制度，其興起曾引起韋伯的警告。與舊日獨立工匠和小店主等小資產階級並肩而立而且奪其光彩的，是正在成長中的辦公室、商店和行政部門的小資產階級。這是一個在數目上確實十分龐大的階級，而經濟活動由第一、第二產業逐漸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又注定使這個階級更加蓬勃。到了1900年，它們在美國已經比實際的工人階級更大，不過這是一個例外情形。

這些新的中層和中下層中產階級的人數太多，而就其個人而言，往往又太無足輕重。他們的社會環境太過松散無名（尤其是在大城市），而經濟和政治運作的規模太大，不能像計算“上層中產階級”或“上等資產階級”那樣以個人或家庭來計算他們。無疑，在大城市當中情形一直是這樣，可是1871年時，住在10萬人以上城市的德國人不到5%，而1910年時卻提高到21%。於是漸漸地，確認中產階級的方式不再完全以“列入”該階級的個人為對象，而是按照集體表征：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他們所住的地點、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風俗習慣。這些集體表征可以標識出他們相對於其他人的地位，可是就個人而論，還是同樣無法指認。對於公認的中產階級而言，這些表征指的是收入和教育的結合以及和民眾出身者之間的明顯距離，這種距離可表現在，比方說，在與不比他們身份低下的人交際時，他們還是慣常使用文雅的標準國語和代表高尚身份的口音。下層中產階級，不論是新是舊，顯然是身份不同而且較為低下，因為他們“收入不足，才能平庸，而又與民眾出身者相近”。[29] “新興”小資產階級要設法與工人階級劃清界限，這一目標往往使他們成為政治上的激烈右翼。“反動”便是他們諂上傲下的方式。

“堅實”而無可置疑的中產階級主體，人數不多。20世紀早期，死於聯合王國並留有超過300鎊遺產（包括房子、家具等等）的人，不到全民的4%。可是，即使超過舒適程度的中產階級收入（例如一年700鎊到1000鎊）或許是高薪工人階級的10倍之多，卻不能與真正的富人，遑論與巨富相提並論。在地位穩固、可識別和富裕的上層中產階級與當時所謂的財閥之間，還有一道深廣的鴻溝。一位維多利亞晚期的觀察家說：“這道代表了世襲貴族與財富貴族中間那條傳統界限的鴻溝，已被抹去大半。”[30]

居住地帶的隔離（往往是在一個適當的郊區），是將這些舒適的人群組織成一個社會群體的方法之一。如前所述，教育是另一個辦法。19世紀最後25年間，體育運動已經制度化，並成為將上述兩種方法聯系在一起的樞紐。大約這個時期在英國定型的運動（英國也賦予它模式和詞匯），就像野火一樣蔓延到其他國家。一開始，它的現代形式基本上是與中產階級有關，而不一定與上等階級有關。以英國的情形為例，年輕的貴族可能會在任何形式的體能勇技上一試身手，但是他們的專長是與騎馬和殺人或動物有關的運動，或是攻擊人與動物。事實上在英國，“運動”（sport）一詞原本只限於這類事情，今日所謂的遊戲或體能競賽的“運動”，當時是歸類為“娛樂”。和以往一樣，資產階級不僅采納而且也改變了貴族的生活方式。貴族之流照例也喜歡顯示昂貴的事物，如新發明的汽車。在1905年的歐洲，人們正確地將汽車形容為“百萬富翁的財產和有錢階級的交通工具”。[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