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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對於當時的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成員乃至以此自稱自許的成員來說，尤其是對於那些單憑其金錢還不足以為自身及子孫購買“尊敬和特權身份證”的人來說，確立“可公認的標準”是件迫切的事。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有三種確立這項身份的主要辦法變得越來越重要——至少在那些“誰是誰”的不確定性已經上升的國家中正是如此。［收錄國家知名人士的參考書——不是像《哥達年鑒》（Almanach de Gotha ）那類皇家和貴族人物指南——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版。英國的《名人錄》（Who’s Who ，1897年）或許是最早的一本。］這三種辦法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它們必須能清楚地區別中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農民與其他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它們也必須提供一個排他的階級組織，但不能把爬上這個社會階層的入口封死。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個標準；休閑活動，尤其是新發明的體育運動，是另一個標準，但是，正式的教育越來越成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標。

雖然在一個日益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時代，經由學習得來的才智和專門知識可以獲得金錢上的報償，雖然它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開拓了較寬廣的事業（尤其是正在擴張中的教育事業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卻不是功利主義的。它的重要性在於，它說明了青少年可以推遲賺錢維生的時間。教育內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實上，英國“公立學校”男生花費許多時間學習的希臘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國中學課程77%的哲學、文學、歷史和地理對就業的價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講求實際的普魯士，1885年時，古典的文科高級中學（Gymnasien）學生仍然比現代的注重技術的理科高級科學語文中學（Realgymnasien）與高級職業學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為孩子提供這樣的教育開支，其本身便是社會地位的指標之一。一位普魯士官員以標準的日耳曼人作風，計算出在31年中他花了他收入的31%給他的三個兒子接受教育。[16]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種證書）對於一位資產階級分子的上升是無關緊要的，除非他是從事公務或非公務方面的學術工作。大學的主要功能是訓練學術方面的人才，再加上為年輕的紳士提供飲酒、嫖妓或運動的適宜環境。對於這些年輕的紳士來說，實際的考試根本不重要。19世紀的商人很少是從大學畢業的。法國的綜合工科學校在這個時期並不特別吸引資產階級精英。一位德國銀行家在1884年勸告一位剛起步的工業家要摒除理論和大學教育，他認為理論和大學教育只是休息時的享受，就像午餐後的一支雪茄煙。他的建議是盡快進入實際操作領域，找一個財務上的贊助人，觀察美國並吸取經驗，把高等教育留給那些“受過科學訓練的技師”——企業家將來會用得著這些技師。從企業的觀點來說，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識，不過它卻令技術人員感到不滿。德國工程師憤恨地要求“與工程師的生活重要性相當的社會地位”。[17]

學校教育主要是提供進入社會上公認的中等和上等地帶的入場券，以及使進入者在社交上習慣那些使他們有別於較低階級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國家中，即使是最小的離校年齡（大約是16歲），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時可以被歸類為具有軍官資格的人。隨著時代的演進，中產階級年輕人通常會接受中學教育到18—19歲，在正常的情形下繼而接受大學教育或高等職業訓練。整體而言，在學的人數仍然不多，不過在中學教育的階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階段則有比較戲劇性的增加。1875—1912年間，德國學生的數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間，法國學生的數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時，介於12歲到19歲的法國青少年，上中學的比例仍然不到3%，總計7.7萬人，而撐到畢業考試的只占這個年齡層的2%——其中半數考試及格。[18] 擁有6 500萬人口的德國，在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共有12萬左右的預備軍官，大概是該國年齡介於20歲到45歲男子總數的1%。[19]

這些數字雖然不怎麽大，但卻比古老統治階級的一般人數大得多—19世紀70年代時，這個統治階級的7 000多人，擁有英國全部私有土地的80%，並構成英國貴族的700多個家庭。19世紀早期，資產階級還可以借由非正式的私人網絡將自己組織起來，可是現在這些數字已大到無法形成這樣的網絡，部分是因為當時的經濟高度地方化，部分則由於對資本主義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種族上的少數群體［法國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論派（Unitarians）、希臘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已發展出互信、親屬和商業交易的網絡，這樣的網絡遍布許多國家、大陸和海洋。［關於這種喜好的原因曾有許多討論，在本書所述時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學者（例如馬克斯·韋伯和維爾納·桑巴特）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不論各家的解釋為何——所有這些群體唯一的共同之處是對於其少數身份的自覺——當時的事實依然是：這種小群體，如英國的教友派信徒，已幾乎完全將他們自己轉化為銀行家、商人和制造業者的團體。］在全國性和國際性經濟到達最高峰的時候，這種非正式的網絡仍然可以發揮作用，因為牽涉在內的人數很少，而有些企業，尤其是銀行和金融業，更逐漸集中於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國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實際控制世界金融業的英國銀行界，只包括住在倫敦一個小地區的幾十個家族。他們彼此相識，常去同樣的俱樂部，在同樣的社交圈走動，並且互相通婚。[20] 萊茵——威斯特伐裏亞鋼鐵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們也構成德國鋼鐵業的絕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托拉斯——美國鋼鐵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談話中形成，並在飯後的閑談和高爾夫球場上定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