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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大學中，正如在許多德國大學生團體中，私人協會如學生俱樂部或更有聲望的美國大學學生兄弟會（Greek-letter Fraternity，指北美各大專院校的自治互助會組織，通常都采用能表達其目標或理想的希臘字的前幾個字母為名稱）又吸收了甚至更具排他性的群體作為補充——在古老的英國大學中，其地位為寄宿“學院”所取代。因而，19世紀晚期的資產階級是一種教育開放和社會封閉的奇異組合。之所以說“開放”，是因為有錢便可入學，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績便可入學（通過獎學金或其他為窮學生所想的辦法）。之所以說“封閉”，是因為大家都了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這種排他性是在社交上的。德國大學聯誼會中的學生願意為了決鬥而醉酒受傷，因為決鬥可以證明他們有別於較低階級，是紳士而非平民。英國私立學校地位的微妙等級，是以那些學校彼此在運動場上的競技輸贏來決定。美國精英大學的團體，至少在東部，事實上是由運動競技的社交排外性來決定，它們只在“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內部舉辦各種競賽。

對於那些剛爬升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人而言，這些社會化的手法，為他們的子弟確立了無可置疑的身份。女兒們的學術教育沒有硬性規定，而在自由和進步的圈子外也沒有保障。但是，這種手法也有一些明顯的實際好處。19世紀70年代以後迅速發展的“校友”制度，說明了教育機構的產物已構成了一個堪稱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網絡，也將年輕和年長的校友結合在一起。簡而言之，它使一群異質的新成員，有了社交的凝聚力。在這一點上，運動也提供了許多正式的黏合劑。借由這些方法，一所學校、學院、一個聯誼會或兄弟會——經常有校友重訪並往往出資協助——構成了一種可能的互助群體（往往也是在商業上的），並進一步結成“大家庭”網絡，這個“家庭”的成員可以說均具有相同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這個網絡，在本地或區域性的親戚關系和商業範圍之外，提供了可能的聯絡渠道。正如美國大學學生兄弟會的指南在談到校友會迅速發展一事時，便曾指出［1889年，“生命、學識、友誼兄弟會”（Beta Theta Phi）在16個城市中設有分會，1912年更擴及110個城市］，這些校友會形成了“有教養人士的圈子，若非借它之力，這些人根本不會相識”。[28]

在一個全國性和國際性企業的世界，這種網絡的實際潛力可以由下列事實說明。“Delta Kappa Epsilon”這個美國兄弟會，1889年時擁有6位參議員、40位眾議員、1位洛奇（Cabat Lodge，美國政壇同名祖孫档中的祖父）和那位西奧多·羅斯福。到了1912年時，它更擁有18位紐約銀行家（包括摩根在內）、9位波士頓富豪、標準石油公司的3位董事，以及中西部具有類似分量的人物。一位未來的企業家［例如皮奧瑞亞（Peoria）］在一所常春藤大學通過“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會的嚴酷入會儀式，對他確實不會有什麽壞處。

當資本家的集中情形日益具體，而純粹地方性乃至區域性的實業又因缺乏與較大網絡的聯結而告萎縮時——如英國“鄉村銀行”的迅速消亡——上述這些組織除了社會上的重要性外，更有了經濟上的重要性。可是，雖然這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制度，對於已有確立地位的經濟和社會精英分子是方便的，它對於那些想加入或者想借其子弟的同化而得以加入的人而言，卻是必要的。學校是中產階級較低下分子的子弟借以高攀的階梯。即使是在最以培育英才為宗旨的教育系統中，也很少有幾個農民之子，更少有幾個工人之子，能爬到最低的台階以上。